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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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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书法是与中国文化特殊土壤密不可分的独特艺术形式。书指书体,即汉字。法指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技巧。中国书法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文字书写的法则提高到一种艺术的境界,使之凭借汉字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发展成为一种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文化心理的艺术种类。

②以韵为核心的书法艺术,并不以精熟的技巧与繁复的法度程序为最高境界,相反,它崇尚的是那种言语不能传达的意味,它同时启示了其中所含蓄的类似于诗的余味,以及对简朴到深远的艺术手法的重视。当思想感情和境界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升华时,韵的意味也就从作品中显现出来了。崇尚韵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脱俗,使艺术家无论在人格形态还是在艺术形态上均要达到一种卓尔不群的境界。韵如橄榄,它需要慢慢地去体会、涵咏。如果说“不俗”是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超越状态,那么“韵”则象征着精神超越的极致。而“韵”的获取则是在一切艺术本体之外的,即就书法而言,学者型书家较之于工匠型书家更为人所推崇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③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有超绝的风度才情,书法只不过是其气质风采和神情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切断凡俗意识而垂直上升到超常的精神生活领域的一种标志。因而,书法只是文人“聊抒胸臆”的“余事”,所谓逸笔余兴,无所为方能有所为,这种心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是高级的、超俗的、儒雅的,各家不同风格的书法,都让人感觉到艺术品只不过是其真我本性、生命气息的折射。它不着痕迹,空灵蕴藉,以微妙的暗示与含蓄,让人去感受突破一切人为的形式与法则的境界,在生硬、挺健、雄浑之外欣赏一种超然的清淡。“韵”作为生命状态的极致体现,让艺术家如痴如狂如醉,它让我们在和古人典范作品交流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流溢而出的令人神往的迷人气息。在瞬间的感悟中,让观者脱离现实的环境,沉浸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快感之中,这就是古典书法作品中所设定的审美情境的奥妙所在。古人在观赏作品时须净手、屏息,以让自己有如对至尊的敬畏感,让自己慢慢地进入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去体味、领悟和感受这种超越性的存在。“韵”虽然不是一种物质,但是,在艺术家和观者共同创设的审美心理场中,它成了一种可感、可嗅、可触、可闻的物质实在。人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达到顿悟,使审美的障碍得以消解,从而进入无碍的自由世界之中。

④“韵”作为文化心理情结,使中国的艺术更为注重精神体现,表现出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快活情绪,因而,艺术也就成了躲避世俗风雨的避风港。艺术家很少去参政议政,他们只是在放浪形骸、游心于天地之间之中获得快慰和满足。这样,艺术也就很少具有批判性,因为,它与俗世生活的发展并不同步,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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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散文

    地域文化散文是指作者从地域文化视角创作的散文。一个散文作家生活在特定地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受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熏染、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他创作散文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贯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

    散文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格、方言、行为、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丹纳看来它与种族、时代并列为文学三要素之一。他认为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艺术的。他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而这正好直接关乎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散文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散文中,它们主要展示为一种独特的、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面与场景画面,给人以直观之感,或勾画出一种情调,一种氛围,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当然,体现于散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地域风情永远与人的生命存在着交织现象。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理解力等就成为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民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给他以熏陶、感染,遂形成他最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绵长悠远的乡情、乡思、乡恋,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入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这种故乡情绪,或日乡土情结,是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如西北作家贾平凹,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家乡商州的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历史现实为创作的背景,并且越来越广阔、深入地表现着时代剧变中家乡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个人命运的变迁,刻画着乡里人的性格与灵魂。他散文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秦汉文化意识。他的《黄土高原》、《秦腔》、《专三边》、《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散文,从文化的深度揭示了人们的生存世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商州人生命力的质朴、坚韧、绵长。

    地域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域,折射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洞悉与思考,呈现了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揭示出人们忽略的种种地域文化现象,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地域文化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味。

(节选自董小玉《贾平凹地域文化散文的审美观照》,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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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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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度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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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那里得到印证,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

    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关于古琴的起源,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既然传为先古圣贤所作,古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因此,其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古琴的形状以前宽后狭为标准,其实是象征尊卑的意涵。《风俗通》中记载了:“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说明了古琴最初的尺寸象征四时五行,到后来文王、武王加的二弦,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君王,象征闰月。另外,古琴有“泛音”“按音”和“散音”三种音色,则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

    所谓“焚香操琴”,对琴乐艺术的欣赏,讲究的是一种“净”与“静”的体现。古琴音乐之所以能够给予人们一种曲调高古的意境,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心情、仪容以及气氛,甚至在对象的选择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有所谓“六忌、七不弹”之说。“六忌”是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雷以及大雪六种天气气候,“七不弹”则是指:闻丧者、奏乐时、事冗时、不净身、衣冠不整、不焚香以及不遇知音等七种情况,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

    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古琴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圭臬,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圣人与君子的风范,一律不准弹琴。班固在《白虎通》中记载:“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古琴又有禁止淫邪以匡正人心的蕴含。因此,比起其他中国乐器,古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君子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

(选自2011年7月15日中国国学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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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的文化内涵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

    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集儒道两家思想精髓于一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要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

    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以后的琴人。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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