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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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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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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中,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就是没有私心和阴谋诡计,抢劫偷盗与乱贼暴徒亦已灭绝,即使夜不闭户也安然无事的“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的基本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天下乃天下人共同的天下,从而区别于以世袭制度、“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为特色的“天下为家”,即某个人及其家族将天下据为已有的时代。公天下代表了儒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儒家力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其根本目标就是希望成就一个道德理想国——大同之世。
    儒士集团天下为公的取向不仅是早期儒家就已揭明的理想,而且是后世儒者进行社会批判不得不遵循的基本点。黄宗羲正是在与天下为公的理想之世的比较中,对世袭社会中仅仅立足于自己一家一姓之私利的君主予以了无情的鞭笞。朱熹也据此对家天下时代做出了批评性反省,他批评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而且认为相比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世袭社会“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尽管其言论并未直接包含社会批判的内容,但是我们从张载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依然不难看出一个真正的儒者超越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气度。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传统社会帝王家族的根本追求则是“天下为家”,即以维护一家一姓对天下权力、财富乃至民众的独占和维护一家一姓“永久”的世袭为根本目标。这就不能不与儒士集团的理想追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由于儒士集团虽以“道”的化身自任,但却无位、无势,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本不是有位、有势的帝王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对手,其“以道抗势”的行为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与程度上纾缓家族专制的暴虐之外,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人生真正发挥儒者所自我期许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不仅使得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存在境遇,而且不能不限制儒家思想作用的发挥。
    我们说,儒学不仅不是能够为所谓“封建社会”所完全封限的,而且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包含了对“家天下”鲜明的批判意识。因而,儒学不仅不应当随着“家天下”的逝去而消失,而且“家天下”的被推翻恰恰是为儒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之世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但归根结底它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其表现是都强调人自我做主而不皈依于外在的上帝;都主张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之城。
(摘编自李翔海《公天下与家天下》)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的各题。硬汉缺失的硬伤
杨洪涛
    ①曾几何时,“小白脸”“娘娘腔”是大众形容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的贬义词,今天却打着“小鲜肉”的旗号大行其道。近年来,中国影坛硬汉形象越来越少,花美男、“小鲜肉”成为影视创作的关键词。
    ②“小鲜肉”的走红也是近年国内演艺界深受日韩娱乐潮流影响的表现之一。早些年,由于日韩的演艺行业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较高、演艺人员培养体系较为成熟,其影视文化产品和演艺明星深受中国观众喜欢。日流、韩流风靡一时,日韩明星的花美男形象也成为年轻的中国艺人争相效仿的目标。纵览荧屏,从邻国当“练习生”归来的一些知名艺人,果然都继承了花美男的“衣钵”。而这些韩式中国明星的言行举止又直接影响到更为年轻的中国人。从过往的艺术经验来看,时代在变迁,艺术在发展,影视审美潮流的更替轮回原属正常现象。荧屏需要表现带有青春、校园、励志元素的现实生活,也需要俊雅清新的青少年偶像。花美男的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影视创作的多样化,本无可厚非。然而,凡事皆有度。
    ③荧屏、银幕上花美男的泛滥和硬汉的缺失,一是会损害影视创作的健康发展。在粉丝经济的助推下,“颜值”成为拉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重要指标。为了迎合时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风气,有的创作者用“小鲜肉”+时尚装束+香车豪宅诱惑观众。必须指出,“剧作不行脸来凑”是创作乏力的表现。
    ④如果把“小鲜肉”奉为影视创投的圭臬,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剧情、什么角色,皆以体貌闲丽的花美男作为主角,是对艺术创作基本规律的严重违背。比如抗日题材作品中,启用面若桃花的花美男,每次战斗时都一袭华服、头油锃亮,一番厮杀过后发型仍纹丝不动,还时常摆个造型,就会令观众大跌眼镜。谍战、军事、侦探是更适合硬汉形象大展拳脚的题材,如果都是清一色的“小鲜肉”,纷纷走青春偶像路线,将会令影视创作的导向、审美和发展走入误区。
    ⑤二是会误导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趋向、价值判断乃至自我塑形。如果过度迷恋长相,只看“颜值”不看故事,让自带柔光、肤如凝脂的“小鲜肉”统领影视创作,会令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水平流于幼稚和肤浅。如果年轻观众纷纷效仿“小鲜肉”的精致装扮,那么长此以往,有血性的硬骨头男儿会越来越少。
    ⑥今天,“90后”“00后”成为影视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关注和接受的信息、所塑造和形成的观念都会反作用于社会。“90后”“00后”新生代审美能力、价值观仍在塑形阶段,容易成为被糊弄的对象。当作品的艺术格调不高,编剧、导演、演技跟不上时,创作者就用“小鲜肉”的脸来占据年轻观众的视线,阻隔了他们的深度思考,这会对其审美判断、价值塑造带来不容忽视的伤害。
    ⑦硬汉缺失,花美男包打天下,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硬伤。纵观影坛,新生代知名演员当中称得上硬汉的寥寥无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应该有阳刚之气、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案例,比如国庆档票房火爆的《湄公河行动》以及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的电影《勇士》,皆以荧屏硬汉宣示阳刚之气的热力回归。中国影视界应该多一些刚毅果敢、气宇轩昂、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影视创作者要有文化自觉,养浩然之正气,多塑造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丈夫,用积极、健康的姿态引领受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近期多家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在教育系统各种减负举动之后,很多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一些急功近利的培训机构迅速在全国做大。家长们仍旧焦虑感十足,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全家总动员,不断卷入这种饥渴游戏当中,明知孩子不快乐,却又被绑缚在战车上动弹不得。。
    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前些年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规定:不得搞题海战术,不得节假日补课,不得分快慢班,不得多布置作业……这些规定,在校园系统内还可以“封堵”一些行为,给学生们营造一些减负空间,但在校园外,这种“加压”游戏以市场化的方式风靡,显然更加难以应对。于是一些家长与学生不得喘息地跌入新的“圈套”当中。如果归结为家长们的选择,显然过于简单。校外变本加厉迅速聚合成一个“学生负担新疙瘩”,根源还在于教育的大逻辑依然没有理顺。
    所谓减负、均衡,只是做了局部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中国教育的整体框架格局。具体来说,教育均衡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增加了一些素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们还是得让孩子削尖了脑袋争高分,去博取更好一点的教育资源。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许多地方体育考试分数纳入中考总分,于是乎,以前备受冷落的体育课成了学校领导关心的对象,体育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严抓体育课上课质量,初三一年还要牺牲早读等时间让孩子们进行体育练习。可惜等孩子们一上高中,体育课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无他,高考不考。
    按理说,这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学龄人口的减少,中国教育面临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从容一些,舒展一些,更多地考虑素质教育,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但如果不能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咬定不放松,如果任由已然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局面继续释放马太效应,学生就很难从这个大时代里获得益处。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摆正各方的角色,还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不断地推进。
(选自《人民日报》《解开“校内减负校外加”的新考题》,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醉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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