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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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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见《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见《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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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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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领略中国文学之美

    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诗经》,然而真正一首一首通读《诗经》,并从中领略其文学之美的,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以为学过了“关关雎鸠”或“蒹葭苍苍”就是学过了《诗经》,我们以为吟唱被改编过的“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的方向”就是在亲近《诗经》,我们甚至以为读一些作家对《诗经》的纯美解读就感受到了《诗经》之美。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去深入《诗经》,领略其原汁原味的美呢?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之“祖”。读《诗经》,你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你会发现,你学过的那么多唐诗宋词,你用过的那么多词语典故,原来是出自这里。

    《诗经》里最美的送别。“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燕》),诗中那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燕子,使一幅“劳燕纷飞”的悲伤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伫立在那里的人,看着被送之人,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应该就是这“瞻望弗及”场景的延续吧。明代学者称这首诗为“万古送别之祖”,确实一点儿都不过分。

    《诗经》里有最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名句,同样出自《诗经》。整首诗的名字是《硕人》。“硕人”就是“高大的人”,古代以高大健硕为美。这是《诗经》305首中写得最美的一首诗,后世那些描写美人之美的词汇,与这首诗相比,都显得大为逊色。诗中写到,这美人,她的手像嫩嫩的白茅草,她的皮肤像润肤膏凝聚起来那样。最关键的,是她笑起来是那么优雅,她的眼睛是那么顾盼生姿。如此华丽丽的比喻,出现在上古时代,你是不是会觉得惊讶?、

    《诗经》里还有最美的男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淇奥》),这位绝世男子性情稳重儒雅,举止庸容高华。古人打磨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打磨玉叫“琢”,打磨石叫“磨”,一个男人的性情竟然如骨般硬朗,如象牙般高贵,如玉般光洁,如石般坚定不移,举手投足之间,丰神俊朗,如金锡圭玉白璧般流光溢彩,那该是如何的灼灼其华,照人眼目?更何况,这男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喜欢开玩笑,但不令人难堪。他有诙谐幽默的交际技巧,于谈笑之间,大事成就。这样的男子,是不是好男儿的典范?

    《诗经》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民间的男子女子,还是征夫思妇,或者王公贵族,他们都有形有神,那么真实而生动地生活过。一个小官吏在出差的路上感叹:“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天上小星三五颗,自己却得连夜走在路上;淇水河边,姑娘叫小伙子去看水,小伙子说已经看过了,姑娘说再去看看吧(《溱洧》)……沿着《诗经》的河流逆流而上,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情感路径。他们对爱的呼唤、对美的渴求,他们的悲愤,他们的讥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抑郁……都能穿越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或喜或悲的感染。

    不同年龄的人读《诗经》,感受会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读《诗经》都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如果一生都没有好好读过《诗经》,也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了解中国文学的根,请从《诗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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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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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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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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