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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礼治秩序
费孝通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例如殉葬。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新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各题
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问题。
中国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哲学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是《庄子》一书的著名注释家,他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论辩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但是,《庄子》原书富于提示,郭象的注释则明晰具体。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地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影视剧片名诗意莫强求
刘佳
    从《千山暮雪》《寂寞空庭春欲晚》,到最近热播的《人间至味是清欢》,近几年,许多影视剧喜欢援引或模拟古诗词原句作为题目,这现象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一时间银幕荧屏仿佛都氤氲着一层诗情画意,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细想起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诗歌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个艺术门类,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审美气质都在诗歌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
    其实,以诗句为名无非是希望为作品平添一丝诗意,关键是诗意落在何处,是与作品的主题、重要意象契合,还是仅仅为了营造画面感、格律感?《一江春水向东流》《人间正道是沧桑》《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度夕阳红》……这些影视作品以诗句为名,片名和内容能够充分地相互诠释,“未成曲调先有情”,观众还没看作品就已充满期待,而这期待来自于诗词名句的蕴藉。
    也有一些影视剧片名虽然采用了诗词常用的格律形式,但不知是故意追求朦胧感,还是诗词功力不够,堆砌了一些色彩感较强的字眼儿,而意义晦涩难懂,和作品本身的思想主题几乎毫无关联,就像用五颜六色的水粉在书籍封面上画些千奇百怪的图案。这样的文字游戏,除了徒增观众的费解程度之外,看不出有其它功效。名字起得好不好还在其次,如果为了附庸风雅随意篡改古典诗词名句,并因此误导了正处在学习期的青少年观众,那就如同广告用语和网络用语随意篡改成语一样,对祖国语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造成了伤害,得不偿失。
    起个好名字不容易,想出一句惊人之语更不容易,古人不是也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吗?艺术创作的多种尝试无可厚非,但影视作品的人气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内容和拍摄质量。创作者的真情实意,比片名的诗意更重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①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今年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了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②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③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④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⑤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⑥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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