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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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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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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选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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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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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春事兴

    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在中国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成为二十八宿。古人将这二十八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四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相对不动,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而过一段时间后,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并以它来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雨神,祈龙神成为最普遍的祈雨仪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三坟》云:“龙善变化,能致雷雨,为君物化”。

    《诗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因而在农耕社会中,雨水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在宋朝时,二月二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又有“踏青节”之称,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家在门前拜祭,有“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为“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在惊蛰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冬眠动物被春雷惊醒,抬头出蛰。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毒虫。

    二月二还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有些地方称二月二为土地爷生日,并把此项活动叫社祭。在土地庙酌酒烧香拜祭后,由四个青壮年男子抬起土地爷雕像的轿子,在村里游行,祈求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农业增产丰收。

    北京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俗话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

    这一天民间饮食还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牙”,蒸饼也在表面上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二月二时妇女忌动针线,以免伤“龙”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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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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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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