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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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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理论观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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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①文学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长期以来受到数字影视媒介编创者的青睐。

    ②以往,文学经典作为文本阅读的典范,通常以单一的线性阅读为主,对受众的文学水平及文学修养要求很高,隶属于“小众文学”的范畴。而随着数字影视媒介化的介入,“大众性”的特质使得文学经典从高高在上的存在,逐渐成为视听化的“大众文化”,这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与传承有一定的推动。伴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文学经典将会在电影、电视、艺术表演等多种形态之外,以全新的艺术形态示人,并能够更好地实现虚幻与现实的还原,使文学经典在表现和存在的形式上更丰富、更立体、更易于接受。

    ③当前,由文学经典衍生出的作品,正在和原著一起逐步进入产业化链条。一部作品的诞生,已经由单一的传播渠道向多渠道传播扩展,由此产生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也得到提升。文学是提供审美的艺术品,也是提供思想的精神养料。然而数字影视媒介化以声音、图像为主,以文字为辅的特质,或多或少地削减了文学经典的深度与力度。文学以或幽默、或平实、或优美、或泼辣的文字描述,给受众以玩味和想象空间,每个读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对角色的重造,而数字影视媒介的具象化特点直接切断受众的想象空间。

    ④随着数字影视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下文学经典的数字呈现,在表现形式和声音的震撼上趋于极致,但在作品的内容上、角色的塑造上却显得苍白。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现在数字影视媒介对经典的翻拍更符合市场化的商业特点,能收到良好的经济回报,可是媒介人却失去了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如果说早些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向经典致敬,那么时下泛滥于荧屏、银幕的改编就是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如果以歪曲、无厘头的戏说来重复经典,则是对经典的不敬,更是对受众无情的戕害。

    ⑤在我看来,如何把握好忠实原著与锐意创新的关系非常重要。该超越原著的地方应当“飞跃到位”,忠实并不等于“死忠”。忠实于原著的,不一定是原著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而是原著的人文精神。

    ⑥文学经典的地位是建立在时代和读者的基础之上,分析受众的审美心理与时代风尚,应该成为影视艺术创作之前的一门必修课。观众对改编作品有着不同的心理期待,尤其在对文学经典的改编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⑦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如何更好地传播而不仅仅因袭原著文本,是对影视工作者阅历、见识的检验,是一种深刻解读文学经典基础上的高层次攀登。改编名著经典,前提是弘扬经典所蕴含的人文意义,使经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普及。

    ⑧在数字影视媒介产业化的今天,数字影视的编创者是以社会责任为先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上,是决定文学经典重塑质量如何的关键。有必要呼唤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更有必要呼唤责任、道义与社会担当。

(选自2013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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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

    众所周知,《西游记》中“圣僧出世”的故事,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而且,“圣僧出世”的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因为《西游记》采用神魔小说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精魅世界中,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做如此颠覆性的“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载体形式对于“唐僧取经”定型、传播的是非功过,值得研究。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做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始于清初康熙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之外,还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劝化成吉思汗的“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示《西游记》之原型。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

    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和论争。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以及对其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

    凡此可见,从汪澹漪开始,道教徒一直坚持对《西游记》做道教化“误读”,直至它花落道家。

(选自竺洪波 《<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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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用一流成果来爱国

罗旭

    “即使在中国做着和美国同样的事,在祖国也会开心得多。”“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说,“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既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

    2008年,施一公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但施一公却谢绝了这份邀请,选择了“千人计划”,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

    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作为享誉世界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回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的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专门报道,探求其中的原因。

    “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施一公表示,“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科学家理应敢担当、有作为,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几年来,他在细胞凋亡、重要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与功能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始创新成果。

    施一公开始主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后,积极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大力提升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水平。

    “核心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施一公介绍,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全部实行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薪酬体系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不让人才为柴米油盐发愁;每个实验室配备的启动基金,免去了人才的项目、经费申请之苦……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国际顶尖青年人才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职工作,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10年举行的国际评估中,由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总体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名列全国第一。

    在科研及人事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固然让人骄傲,但让施一公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人才培养。他曾不止一次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归国以来,施一公一直亲自为学生讲授《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生命科学前沿》等课程。他倾力于学生的学术成长,经常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到今年底,他的实验室将培养出18名博士。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我希望通过推动清华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变革,在中国生发出能够培养大师的肥沃土壤。施一公说,“我常想,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能够影响世界进步的科学领袖,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有删改)

相关链接:施一公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如今,施一公自己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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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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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 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歲不還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烟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 卖的限制和千预,作为商品进入流濩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食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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