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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卷E卷通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 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所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么?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 ——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作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选自冯骥才《文化可以打造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选自楼宇烈的《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
周国平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乎?面对屏幕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情绪异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长期以来,各个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此现象纷纷做出各自的解释,但是始终未获解决。现在生物学家也开始涉足这个问题,并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他们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经常说人的情绪多变,其实我们往往不是自己情绪的真正主人。在人体内,存在着许多调控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我们的喜怒哀乐受到它们的控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烦,究其原因是一种叫做“梅拉多宁”的激素在作怪:如果这种激素分泌过多,会导致心情烦躁、沮丧等。更有甚者,梅拉多宁也是导致一种叫“冬季抑郁症”疾病的元凶。得这种病的人,在冬季尤其是阴霉、缺少阳光的日子里,容易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为什么生活中有些人那么快乐,令人羡慕?这又涉及到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多巴胺是神经元中传导神经兴奋的一种化学物质,当多巴胺传导顺畅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使我们产生快感。
    现在生物学家发现,大量的细菌寄生在我们呼吸道和消化道中,它们中的半数是中性菌,对我们既无害也无益,比如肠杆菌、酵母菌及肠球菌;约有l0%是有害菌,如葡萄球菌、幽门杆菌等;还有约30%是有益菌,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对有害菌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它们的活动严格受有益菌和中性菌的管制。
    别小看这些寄生在肠道内的小小细菌,它们对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细菌影响人体的营养代谢,如果消化不良,会引起情绪异常;另一方面,假如人体的代谢紊乱,这些细菌会制造出硫化氢、氨等气体来毒害我们的神经,从而导致我们情绪异常,甚至做出极端行为。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当给猪投喂高密度的发酵乳杆菌时,猪不仅长得快,而且争食咬斗现象明显减少。这是因为猪的肠道内有益菌受到强化之后,对猪的神经有毒害作用的气体硫化氢和氨等的生成大幅度下降,于是改善了猪的行为。
    近年,人们情绪异常和行为失控的发生频率逐年升高,从肠道内细菌的生存环境看,导致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抗生素等滥用。这些药物或化学物质进入人体会大量杀死肠道细菌,导致人代谢紊乱和消化不良,从而引发情绪异常和精神疾病。二是这几年生活水平提高后,部分人吃得太饱。由于摄入的过量高蛋白在人体内缺少有益菌或中性菌为其分解、代谢,它们会在杂菌的分解下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等对神经有毒害作用的物质。这些物质会破坏人体中起抑制冲动作用的五羟色胺的合成,导致人的情绪异常,产生过激行为。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小题。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带会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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