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天津) 据学者研究，晚清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其中翻译多于创作，翻译的数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但1840—1899年中国翻译的外国小说仅7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    ）

材料：图6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部分重要会议示意图。从图中任选两次会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次会议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说明其原因。(要求：明确列出两次会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1876年，王韬和传教士傅兰雅等人筹建主持了近代新型学府——上海格致书院，以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书院创立考课制度，“出西事论题，微博橙子辅导请华士论著”。将题目登载在《申报》，应试者邮寄征文，由书院评定等级，发给奖金，并将优秀文章集中刊登出版。从1886年至1894年，累计获奖2090人次，刊出优秀文章345篇，应征士子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等十个省区。

格致书院考课命题节选（1886-1894年）

——摘编整理自微博《考试研究所》

根据上述材料信息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进行论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观点，观点合理正确，论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 20世纪初。就影响而言，随着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不遗余力地被引介，各种启蒙刊物的广泛印行，犹如时人所言：即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世界，“发明民族主义不为功矣。”究其内容而言，此时民族主义思潮业已超越了戊戌志士尚还恪守的“华夷之辨”，矢志以求的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社稷安危和宗庙覆亡，而是明确地揭示了这一思潮作为近代最具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也就是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唯有发挥本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 

——摘编自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合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齐国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发展“鱼盐之利”，成为春秋战国时最为富庶的国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即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 ，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而明、清政府常常采用“海禁”的办法。到鸦片战争前，“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文》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通商口岸不断增加。魏源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1842~1846年，茶出口增长一倍，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1846—1856年，茶出口增长55%比丝的出口增长三倍多，海关税收从1861年的490余万两增加到1902年的3000余万两。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近代海轮“惠吉”号下水，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随着西方商品与资本输出的扩大，部分国人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1904年，张謇上奏朝廷，请准各省成立海洋渔业公司，购置新式渔轮，发展海洋渔业。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允许百姓出国，“毫无禁阻”，仅南洋地区，就有中国移民500万人。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一：汉武帝即位初仍沿用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即称元年、二年…因其崇信阴阳术数，每隔六年就改元一次。持续到第四次，有宫员建议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表述纪年，而应以祥瑞为每一纪元命名。武帝遂陆续追改其纪元为“建元”、“元光”等。此外，西汉前期各诸侯王也和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以自己王国内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皇帝与诸侯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汉武帝用年号纪年后，历朝历代皇帝纪年都有年号而诸侯没有，年号从其诞生时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摘编自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材料二：清末，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到“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改立孔子纪年亦成为其变法的一项重要主张。1903年，刘师培强调“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1903年，高梦旦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认为纪年仅仅只是符号，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耶稣纪年”正代表这一趋势。各种歧异的纪年主张，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证作为自己合理性的依据。如康有为认为：“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刘师培说：“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1919年底，钱玄同认为中国当采用世界通用之公历纪年（即耶稣纪年），公历纪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此想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49年，新中国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摘编自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材料：甲午战后，湖南人因甲午惨败，创痛剧深，变保守为激进，出现了官绅一体共谋维新的新气象，湖南一跃而成为了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之一。湖南保卫局是黄遵宪仿照日本与欧美的警察制度，结合中国传统城市管理特色提议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治安环境。其部分章程如下：

——摘编自许顺富《湖南保卫局与近代长沙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