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有忧患意识，自然、社会、人都足以成为忧患的对象。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忧生意识和忧世意识。忧生可以理解为对生命本体的忧患，表现为生死之忧、生活之忧与生存之忧；忧世可以理解为儒家入世思想的情感，表现为忧国、忧君、忧民。
在原始社会中，当生命受到自然原始力量的威胁时，先民们会采取一切方法来反抗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对生的执着和对死的抵抗就是忧生意识的体现和源起。到了《诗经》时代，人类已经能够逐渐认识到生命的世俗现实状态，人们开始忧虑生命活力是否能够舒展，生命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它的价值。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空前活跃，其中的道家学说不同于儒家思想强调伦理道德观念，更多考虑的是人的生命本体。老子高举个体生命的旗帜，认为个体生命在世间万物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存在，各种名利得失都是外在的东西；庄子出于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忧虑，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与方法，这也都体现了道家的忧生意识，但此时社会有关生命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自觉的命题。
直到汉末魏晋，这种忧生意识才体现得自觉而凸显。当时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战乱不息，士林分化，儒学逐渐走向衰落，大一统的伦理生命观受到质疑，加上自然生命观的影响，随之人的生命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而对这样的社会环境，文人们必然会自觉生发出忧虑生死问题、感叹人生无常的情绪。比如，____当个体生命置于自然山水，置于茫茫天地，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忧生意识使文人们觉悟，个体生命如此短暂与渺小，无论你是圣贤名士，还是凡夫俗子，都不能避免生死的自然规律。
特别指出的是，建安时期出现了很多战争诗文，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文人们此时已经把目光投注于社会群体，哀叹乱世群体性的生命遭遇，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这正是忧生意识中的忧世之思。所以，我们在探讨忧生意识的时候，不能单纯孤立地看待它，对生命本体的忧患往往会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
（摘编自伍娜《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材料二
《兰亭集序》一文中，对兰亭一带的描绘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士大夫阶层醉心山水，并不仅仅是为自然景色所吸引，而且其中蕴藏着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索追寻。
从西汉中叶至东汉中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按照儒家学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人生本身，而在于践履“仁义”的道德原则，承担起修齐治平的社会使命。从汉末到魏晋，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思索和追寻的重心也从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转移到人生本身，于是生命本体意识迅速觉醒并蔓延开来。人们意识到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在当时是虚幻的，是靠不住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人生本身。如果说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先秦两汉时代人们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认识，标志着中华民族对人类总体属性的理性自觉，那么汉末魏晋时期人们的这种生命主体意识，就标志着中华民族对人的反思，已经从类的自觉发展到了个性的自觉。
一旦确定以人生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人们才深刻意识到人生原来是如此渺小和短暂。与之形成巨大反差或对比的，是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人们在关注人生本身时，自然而然注意到与之相关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因此伴随汉末魏晋时期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合称宇宙意识）也觉醒了。与此同时，人们的山水意识也觉醒了。这首先是因为，山水是人类生存必须依赖的环境，人类与山水之间本有一种天然联系。当人们关注人生本身时，自然也开始关注山水，仿佛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其次，与人生的渺小和短暂相比，山水是巨大的、永恒的，草木是生生不息的，因此山川草木是最容易使人们感受到人生渺小和短暂的事物，也成为人们借以感悟和表达生命本体意识和宇宙意识的最佳载体。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反映的正是当时士大夫观赏山水进而感悟生命本体意识和宇宙意识的思维理络。在寥寥几笔勾勒兰亭一带的山水景色之后，作者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天地之间，接着又上升到对“宇宙之大，品类之盛”的观照和思考。在这一深广背景下俯瞰人生，作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人生虽然渺小，但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时候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过这种情形不可能经常遇到，一旦事过情迁，这种快乐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感慨”了；更让人“兴怀”伤感的是，连作为勾起人们对往日欢乐之回忆的种种场景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然而最残酷的事实，还在于人生短暂，每个人都“终期于尽”，这就不能不引起人莫大的忧生之“痛”了。由“信可乐”“快然”到“感慨”，再到“兴怀”，层层递进，最后触及人类最深的生命隐痛和悲哀。在意识到这一切都不可改变，而且古往今来人们已无数次体验过同样的悲痛之后，作者对所谓“一死生，齐彭殇”的说法给予了否定。“一死生，齐彭殇”也是生命本体意识觉醒后的取向之一，但与它相比，王羲之的取向从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更真诚，更贴近人情，更充分地表达出了当时人们的生命本体意识，也更容易引起后世人的共鸣。
（摘编自廖可斌《时空感、山水癣与生命意识——<兰亭集序>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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