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今天，世界生态文学园地郁郁葱葱，枝叶繁茂，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我们细心品鉴，就会发现规整园地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生态学原则、具身性原则和环境公正原则。
所谓生态学原则，指的是生态学相互联系和万物共生平等的信条。人类成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或公民，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低贱，是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同伴，是漫漫自然演进过程中的伴侣。伴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全球蔓延、世界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生态学科学的发展，生态文学家们的生态学意识逐渐增强，由朦胧变得明晰，他们甚至直接在生态科学原则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生态文学创作。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处处透露出浓郁的生态科学精神。在这些生态著作问世之初，大众一般都将其看成生态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就是如此。
具身性原则指的是生态作家们通过对人物肉身和非人类自然存在物身体的描写，凸显人和非人类存在物身体的生物性和跨身体性特征，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共性，从而将人放归自然世界，以抵御人的中心性。该原则旨在明证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身体的他者性，以强调人的生态责任。对于非人类自然之具身性的描写，往往采取二重书写手法，即突出表现其物质性或生物性和精神性的共在现象。许多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不仅重视自然的精神性，而且还特别看重它的神圣性。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天、地、神、人共栖的世界，因而伤害自然必遭报应。生态文学家，尤其是传记体生态文学家和生态诗人及其著作中的人物，几乎总是身体力行，融入自然，用肉身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而后凭自己的直接经验，甚至遭遇自然时所留下的“伤痕”去确证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先在性、第一性和不可还原性，从而能更深刻地感悟自然，提炼出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生态学原则和具身性原则是生态文学家用于处理人与非人类世界间关系的两条核心原则，那么环境公正就是他们探寻如何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联中实现普遍社会公正之路径的原则。具体而言，环境公正既反对一国内因种族、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的不同而导致在环境资源、环境负担和环境责任等方面的分配不公和环境政策上的歧视性现象，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环境不公和环境歧视，拒斥一切形式的环境剥削和环境压迫。当然，由于作家自身的文化视阀、生存境遇及个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大多仅侧重于种族、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等范畴中的某个或几个侧面，但也因此凸显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总的来看，环境公正议题的复杂性在当代生态小说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揭示，也借助小说最为充分地说明了“生态”与社会之间纠葛的庞杂性和解决生态问题的艰巨性。
（摘编自胡志红《生态文学：缘起、界定、创作原则及其前景》）
材料二：从《诗经》《楚辞》中对自然景物细致描写的诗篇，到古代文人墨客所写的山水诗、田园诗，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生态文学。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对环境保护的忽视，自然生态面临严峻威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追随者与记录者，于是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茂，绿意盎然。梭罗的《瓦尔登湖》、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国外生态文学作品也都有效地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视野，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颖的创作样态，正日益受到作家的关注和青睐。
2012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批描写建设绿色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哲夫的《水土中国》反映我国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成就，讴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描写；戴时昌的《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则真实反映了中国治沙治石的成就。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丰富和充实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宝库，也为世界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从当下的文本上看，生态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是保护环境生态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其核心依旧是人，许多纪实作品在思想性和审美性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也一定会逐步打开、拓展。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