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