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讳，《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撰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中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翟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