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塞琉古纪元第143年(公元前169/8年)巴比伦的一篇楔形文字星象日志记载道：公民(pu-li-te-e)按照希腊式样[举行了]游行(pu-up-pe-e)和祭礼。当中的pu-li-te-e和pu-up-pe-e分别是直接借用希腊语名词。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上出现的希腊语人名基本上属于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和公元前161年之后。这些名字的拥有者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巴比伦人，其中很多人的父亲都只有巴比伦当地的名字。
——摘编自徐晓旭、贾瑞霞《丝绸之路与希腊化城市》
材料二唐朝医药学与前代医药学相比，无论是在医学基础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临床医学还是医学教育方面都获得重大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医学中的外科、眼科、催眠术和医方等，都被介绍到中国。在印度长期定居的唐代高僧义净，常用中药处方和药材为印度民众治疗疾病。随着景教在中国的盛行，中国医学进一步传入阿拉伯等地。阿拉伯医生兼哲学家伊本·西那的《医典》总结了东、西方的医学知识，我国唐代所发明的琪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伤口等治疗方法，也都收录其中。阿拉伯人也把一些药方及医疗技术传入中国，唐初已有的治疗痢疾的悖散汤，就是从大秦(东罗马)、波斯传入我国的。
——王颜、屈华《唐代关中地区医药学发展与中外文明交流》
材料三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胡适开宗明义便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方针，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指出，“新思潮”亦即新文化运动的“唯一目的”是要“再造文明”，而要“再造文明”，除了研究“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外，还要“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一方面要大力地“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另一方面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便“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摘编自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