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知行合一”作为阳明心学的思想核心，进一步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强调了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的重要性，对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思想家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阐发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结合中国革命需要，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坚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知行合一”，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我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投身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阳明心学的“知行”思想主要有三层涵义：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体两面。“知”和“行”的实现过程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即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要在事上磨炼、在实学中求知。再次，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对善恶有高度自觉，在道德上防微杜渐。
“知”与“行”，实际上就是认识与实践的问题，要从科学的角度加深对知、行的认识。知知：即认识再认识，反映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及发展过程的无限性，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行行：即实践再实践，在认识的指导下，遵循其特有的逻辑，推动实践活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知与行两者相互作用，辩证统一。具体来看，一方面是知行，即认识指导实践，确保方向与目标的正确性；反之是行知，即实践决定认识，检验理论与制度的正确性。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没有实践就不会有认识，不能正确理解实践也不能正确理解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人类实践发展的无止境，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无止境。反之，认识对于实践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知行合一”遵循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知与行，高度统一，同心同体，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知行合一，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以天为则，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哲学内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思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伺的协调统一关系。“天人合一”的精髓，体现为一种物我之间的通汇贯通，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价值观，是客观环境与人的生存、人的心态、人的力量相互包容、相互协调的一种平衡。“知行合一”重在强调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具有思想与行动、心性与修为、意愿与实践的高度一致性。这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高度契合，同时，也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
毫无疑问，阳明心学的思想核心，在于知行合一。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项实践活动，高度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学做结合、知行合一的精神指引。我们倡导“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的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理论基础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厚土壤，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王离湘《要正确理解“知行合一”思想的科学内涵》）
材料二：
“知行合一”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口诀，叫做“事上磨”。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和弟子的一段对话。弟子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碰到事，不怕事，这颗心要到事上去磨炼，就像一把兵刃，要在磨刀石上磨炼才能锋利一样。
王阳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上任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原来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王阳明表态：既然朝廷派我来庐陵县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不是之处，我一定为大家做主。他立刻召集县府有关人员开会，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的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财的一种恶劣手段。于是，他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王阳明给上级政府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晓之以理，又不动声色摆出态度，最后以人情动之，面对奸宦，软硬兼施，竟然就这么轻松圆满地把事情解决了。
知行合一，事上磨炼。首先是具备调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后就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事，而且敢于迎难而上。
神奇的是，他越是迎难而上，越是敢于担当，后来他遇到的困难越是迎刃而解。这就是阳明心学的力量，强大的“知行合一”的智慧。
(摘编自《王阳明：知行合一，事上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