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对于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曾发挥巨大作用。
江南核心地带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离不开徽商的经济活动。江南中心城市苏州，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在两浙盐场的杭州，万历府志称当地风水最好的南北二山，也随着徽商势力的强大，几乎都被徽州人占据。至于扬州，《五石脂》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海商对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使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拥有大量海外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由坐贾、行商和海商三个层面组成，由于徽州商帮是由血缘与地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有着很强的内聚力，使其比较容易突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把江南的生产领域与海外市场联系起来。市场的急剧扩大，促进了生产领域的变革，海上贸易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而海外市场所需求的丝绸、瓷器、铁器、棉布等，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行业。
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徽州文化也对江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徽州是全国四大书院所在地之一，全境遍布书院、族学、私塾。即使十余人的小村落也吟咏之声不断。其科举成就按人口比例仅次于苏州，被誉为“东南邹鲁”“程朱故里”。清代，徽州的皖派与苏州的吴派，双峰对峙，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历史上徽州为江南、为全国贡献了朱熹、戴震等文化名人，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曾对中国社会的进程发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学者都是深深植根于徽州文化这块土壤中的。
徽州文化丰富、深厚、多元，其呈现形态有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园林、徽州刻版、徽墨歙砚等。其内核则为新安理学、宗族文化和商人文化，他们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渗透。徽州商人文化最有特色。徽商大多是有文化的商人，他们以儒服贾，以儒术饬贾事，精于治生之学，讲究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在明代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徽商对儒家学说加以整合利用，提出“贾何负于耕”“良贾何负于宏儒”的四民平等新社会观，而且还充满自信地提出了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的新价值观。徽商价值观改变着徽人的社会心理，使徽商的事业在徽州社会得到广泛的支持。商人文化给江南社会以极大的影响，为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精神的源泉。市民文化代表作《三言二拍》中就留有大量徽商故事。
徽州富商大贾还在江南建立起徽班，如扬州徽商江春酷嗜戏曲，家中经常“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徽商潘之恒的朋友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脱稿不久，吴越石的家班就排练这出戏。潘之恒在彩排之际抱病看了5次演出，帮助演员分析人物，总结表演得失，实际上是该戏的艺术指导。徽班主要集中在扬州和苏州，并随徽商的足迹传播四方。徽州腔吸收了清丽宛转的昆腔，创造了昆弋腔。徽班进京，形成京剧。这是徽州与苏州，或者说江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重大贡献。
（编选自唐力行《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