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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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