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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