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秦帝国都是一个奇迹。正面，它留下了中国最长久最实用的管理遗产：郡县制。朝代像走马灯一样换，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但郡县制牢牢地树立在我们的管理制度里，丝毫不动。反面，它留下了中国最深远的管理悲剧：短短15年，就被推进了历史的焚化炉，化成一缕并不光彩的黑烟，消逝。不像汉唐这些王朝，会在历史的地平线上留下“夕阳无限好”的惋惜和感叹。
——《秦朝亡于管理制度质疑》
材料二 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给尚书省执行，当然，尚书省觉得不合适的政策，也可退回，不予执行。从三省间的这种制约和平衡，我们似乎看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此外唐太宗还任用了一大批的谏臣，比如魏征……封建专制下，从唐代三省六部制里我们看到了民主闪烁的光，但受时代的制约，民主思想很快就泯灭了，即使出现过，也只能称其为民主闪烁的光。
——杨春莉《封建制度下民主闪落的光》
材料一 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
材料二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种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摘编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等
材料一：欧洲在战后一个严寒的黎明醒来，1947年的冬天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从1月到3月，一股冷风横扫德、意、法、英等国……狂风呼啸，积雪如山，交通断绝，浮冰堵住了泰晤士河口；运载着食品给养的火车转眼之间就冻在铁轨上；驶往巴黎的运煤船被冰块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在柏林……作为应急措施，每户德国家庭分配到一棵树作为取暖之用。整个欧洲，供水系统、下水道排污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设施瘫痪；食物供应日减，煤的储备不断减少……英国的失业人口在两个月之内增加了100万。政府和工业都在冰雪中停止运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冻僵：400万头羊、3万头牛冻饿而死。在置身其间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看来，这里“空旷，寥无人迹，就像一具优雅的尸体”。
——摘编自[英]弗·斯·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材料二：我无须对诸位说：世界局势很是严重……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悲惨、混乱。在美国政府能够尽力缓和局势，协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之前，显然地，欧洲国家……事先应该获致若干协议。这是欧洲人的事情，最初的意见应该是由欧洲提出……这个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假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得商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
——摘自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1947年6月5日）
材料一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的奉承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部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全球通史》
材料二 多年来，针对中国维新和日本明治维新这两场变革结局为何出现天壤之别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只需追根溯源，简单地对比分析这两场变法的精神“教主”——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看看他们在个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许就能对中日迥异的近代化道路一目了然。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不同的启蒙之路》
材料一 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拥有者和行使者。主权“是完全绝对的、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主权“永远不可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本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一样，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人民主权只能通过直接民主实现。如果任何人拒不服从公共意志，全体就要强迫他服从，“这即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伏尔泰提倡卢梭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幸福的权力，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
——摘自《法兰西思想之王》
材料：全世界的人都仇视“冷战”，他们要求结束“冷战”。现在这种愿望已经如此强烈，以致一切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加以考虑了……自然财富、人们的劳动、科学的进步，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用来准备战争。军事开支不断地降低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阻碍经济发展。在扩大贸易联系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损害着普遍繁荣。国家主权和各民族自决权由于国家的内政经常受到干涉遭到了破坏。由于存在新旧军事条约以及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使得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遭受着威胁。有人正企图利用“冷战”来为殖民统治辩护。他们正使用武力，在某些地区甚至用战争来蹂躏各国人民独立的权利。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莫斯科会议关于永远结束冷战的声明》（1959年）
“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1906年伊里奇先生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苏联出现以后，计划经济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提高，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写了《新经济》，系统完善地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模式。
材料一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
——摘自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材料二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适用民主政府，因为人民知识程度太低。我不信有这话……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象（像）坐汽车的一般。至于如何做去，自有有技能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那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
——摘自《孙中山文集·关于民主政治》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连那些素来都不问政治、清高脱俗的教授和学者也加入了“保卫祖国”的大合唱。爱因斯坦本人则公开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科学是全世界的，因此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那些数不清的对炮弹、潜艇和飞机的研究。他说：“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爱因斯坦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1933年4月，有人请求他出面援助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的比利时青年，他发表公开信回答说：“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我将愉快的参军。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拯救欧洲。”后来爱因斯坦移居美国。在得知希特勒动员力量进行核研究的消息后，他毅然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美国加快研究。
1945年，美国在长崎和广岛投掷了原子弹。爱因斯坦悔恨地认为是自己“按了按钮”，并表示如果知道德国人不会成功地制造原子弹，就一点忙都不会去帮了。他认为，消除原子弹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已经成为今天最迫切的问题，因而积极投身到反战和平运动中。
——摘编自布恩《爱因斯坦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