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在德才方面有严格要求。汉武帝时期，逐步实行“独尊儒术”，改革选士制度，开创太学。唐代推行“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宋太祖宣称“宰相须用读书人”，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尊周孔之礼。”中央设国子监，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据统计，宋朝书院共有203所。长江流域占74.6%，珠江流域占21.53%，黄河流域占3.52%，民办多于官办。南宋朱熹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生员所作文章，不许妄行刊刻，违者治罪”。
——摘编自郭家齐《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各科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洲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科，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重视。中学以健全国民为宗旨。科目有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大学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之知识技能为目的”。
——南京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年）
材料：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世世代代无数个人的活动造就的。任何历史人物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历史条件对于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同样起着制约作用，历史人物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人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他们是历史规律的发现者和历史任务的提出者。人民群众则是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的。
——摘编自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自行拟定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定的论题进行简要阐述。
（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史论结合）。
材料：汉代刑罚制度的改革是汉文帝、汉景帝当政时期所进行的废除肉刑的活动，又称“文景废肉刑”。汉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认为秦以“专任刑罚”、“重刑制民”的做法，使民生积怨，愤而反抗。因此，将“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施政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据《汉书·文帝记》记载，文帝二年和十三年两次实行收“今年田租之半”，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以至于“天下殷富”，百姓安居乐业。西汉初年的《九章律》虽然废除了秦朝的一些严刑峻法，但继续对犯人使用鲸、劓、斩左右趾等肉刑。文景之治时期，进一步革除了以上肉刑，接着废除“连坐收孥法”，坚持只惩罚犯罪本人，不株连亲属。后又废除“诽谤妖言法”，使皇帝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
——摘编自孙光妍《论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背景》
材料：于谦，明景帝统治时期的当权重臣。土木之变后，于谦坚决主战，加强防御，使明朝转危为安。1450年，大同参将许贵上疏主张与瓦刺讲和。于谦指出“和不足恃”，主张“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他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在防备瓦刺当中，于谦重点加强北京附近关隘的防守，放弃明初设置的东胜诸卫，使大同、宣府等关孤悬塞外。在严密防范的同时，于谦也主张对瓦刺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振之以兵威，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恢复与瓦刺的通贡互市。1449年，贵州苗族起义。于谦派遣吏部尚书何文渊前往贵州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1456年，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害一方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