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记述 | 出处 |
“未几，裕（刘裕）师围城……超（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裕军所执……送建康市斩之。” | 《晋书·慕容超传》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送超京师，斩于建康市。” | 《宋书·武帝本纪》 |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送超诣建康，斩之。” | 《资治通鉴·晋纪》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 | 《南史·宋本纪》 |
材料一：盛唐时期，刘知几的《史通》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他认为，官修史书致使个人的史学思想及见解不能充分发挥，因为史馆著作取禀宰相监修的意旨，取材不合当时的要求，或为时所忌讳的，都要删去；主张写史应当“直书”，反对歪曲史实，做一个正直的史家应该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气概；在总结前代史学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才”，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
材料二：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他呼吁“史界革命”，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指出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致使旧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这些批评虽属过当，却打中要害。他的理论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潮流相合拍，宣告了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材料：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用西法练兵，但军装未曾改易，且军服颜色醒目，款式宽松。1898年，袁世凯建议对官兵的服制作出规范化要求。1905年，新军服以军衔制取代旧的官阶制，但是军衔标识的纹样依然保留了传统元素。1912年，袁世凯谕陆军总长“再定军服”，明确指出要“详考西法”。袁世凯死后，军服改革陷入混乱。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军服才逐渐统一。1936年正式颁行的《陆军服制条例》对陆军服制的颜色、制式、章式等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变革后的军常服多选择土黄、茶青、灰色与草黄色等自然色。军服结构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便于运动，更加舒适美观。军衔制及其相应的标识进一步完善，使将士等级更易辨别，更加有利于作战指挥。但是，大多数军人没有先进的理想和信仰作为引导，导致这场变革未能全面、彻底、健康发展。
——摘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军服图志》等
材料：1917年12月22日，苏俄和德国的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正式举行。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而德国代表团长屈尔曼却提出了掠夺性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大片俄国西部领土。1918年2月9日，德方宣称他们的条件是绝对必须接受的。第二天，苏俄代表团长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宣布结束对德奥的战争，并准备复员俄国军队。德国遂中止谈判，并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进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了大片领土，逼近首都彼得格勒。2月23日，列宁提出立即签订和约，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和约使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篇》
材料：教化思潮在宋代备受士大夫推崇，他们按照儒家的教化方式，把国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灌输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北宋名儒贤臣蔡襄在知福州、知泉州时，积极提倡兴立儒学，亲自过问教学内容，并荐举儒士周希孟、刘柯述等人充任福州州学教授。他主张“约古制而立今礼”，使“上下有节，车服有序，礼让兴行”，认为这是“远罪省罚”的一种途径。同时，他组织大修水利，为推行教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福建转运使任内，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尤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肃清地方泛滥的鬼神信仰、清除地方杂祠淫祀。至于巫术主病，蛊毒害人之类，亦痛加断绝，然后择民之聪秀者，教以医药，使为民治病。他所推行的教化实践，对当地今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康武刚《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