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产业人口比例的变化 | 1882年 | 1907年 |
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 42% | 35% |
工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 39% | 42% |
服务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 | 19% | 23% |
材料一：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仁爱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和因果报应理论，加上一系列社会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商汤时期即有“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举措。此后几千年间，历代政权均采取种种措施救助鳏寡孤独贫病废疾之人。自南北朝以后，政府常设有恤养老幼贫疾的机构。唐代设有福田院与悲田院，收容老病孤寡之人。宋代广设福田院、广惠仓、居养院等，救助收养老疾孤穷丐者。明清时期，养济院成为政府设立的主要救济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益兴起。这些团体首先接济孝子、节妇等无靠之人，其次便是养济院不收，但又不愿沦为乞丐的贫老病人。
——摘编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等
材料二：步入近代以后，在冯桂芬、陈炽，郑观应等人的宣传推动下，西方社会教养并重慈善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大。清政府因此也对传统慈善事业进行了变革，在慈善机构内附设工艺厂或独立设置工艺所。1907年以后，收养贫民及残疾之人或其子弟、教养“除老弱废疾不堪劳动者，其余俱兼施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这些机构，施以相宜之训诲工作”。同一历史时期，与传统慈善活动有着明显区别的公益机构，如阅报会、阅书会、戒烟会、不缠足会、新学堂等，纷纷设立。这些公益机构“是面向大众，甚至是面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如传统慈善活动那样“仅仅是面向特定范围的一部分人”。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
材料：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的矛盾。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路德说）“我呼吁每一个人应该善待犹太人，同时教他们研读《圣经》这样做，我想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但当路德发现犹太人并不相应地转向新教时，他失望了，他曾经说：“我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张，即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他开始仅仅反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后来发展到反对一般的犹太人。1735年，当选帝侯约翰在萨克森驱逐犹太人时，一个犹太人曾经请路德出面调停，但他竟一口拒绝。他在《桌边细谈》一书中把“犹太人与教皇信奉者”视为“一丘之貉”的不敬神的坏蛋。晚年的路德要是公开指责犹太人，说他们是“一个僵颈、不信神、骄傲、邪恶、可厌的民族”，并声称：他们的学校及教堂应被付之一炬。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他所反对的天主教会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的支柱。而且，与僵化了的天主教神学不同，路德的新教容许个人在教义解释上有更大的自由，因而蕴藏着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因素，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但是，路德的新教仍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经院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叛乱，他说：“叛乱不是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干利益。……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造成损失和流血。”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早在辛亥革命时张之洞即被“妖魔化”了，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上，张之洞是一概的汉奸、封建卫道士形象。
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变法方式的缓行和激进之分最终使二者分道扬镳。张之洞的《劝学篇》集中体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政治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也就是说，这一取向的重心是在“中学为体”。但如果细心考虑当时的变革需要和张之洞的思想背景，就会明白这一理念的提出其实是在强调“变革”的一面，而非固守的一面。人们往往只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不愿意去看紧跟在它后面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一句，如是，不是对《劝学篇》的内容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可以看到张之洞对西方的感知程度还是相当深刻的。
——摘编自李刚《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