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谈论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时，我们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古人对于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随意损害毁伤或生杀，这种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发挥了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在人类进入农耕文化后，二十四节气告诉我们，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认识自然，然后去顺应自然，诸如“寒露到霜降，种麦日夜忙”，“谷雨前，好种棉”；“清明后，谷雨前，高梁苗儿要露尖”。……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也曾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样的思想和境界，散见于各类古典文献及道家儒家等著述之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震中《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渊源及其对自然的保护》
材料二：19世纪以来，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国家陆续颁布了一些防治大气、水、农药等污染的法规。……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并通过征收排污费解决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问题。但这类被动的“尾部治理”措施收效亦不甚显著……1970年4月由美国一些环境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名流发起的一场声势空前的“地球日”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保运动；同时，70--80年代在环境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西方国家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摸清了主要污染物质的污染规律。……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梅雪芹《工业革会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湖北)武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界标，此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
——摘编自陈锋、张笃勤《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材料：日俄战争足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这一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场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与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战胜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沙俄，日俄战争后日、美、俄、英、法、德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远东与世界的争夺更趋激烈，这对远东与世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略论日俄战争对远东与世界国际关系的影响》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指出“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断的才能顺利成长。”而对既有旧的法律从业人员、他的办法则是改造，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有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在新的法律不能立即制定出来之前，董必武一方面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各层面的运行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5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和条例就达到3000多种”，在1949年到1951年间，相继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逐步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客观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系统。
——摘编自王立《董必武对中国法制的两大贡献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