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长安城的城墙呈不规整的方形，城墙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其南城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城墙曲折如北斗七星，所以汉长安城有“斗城”之称，这是强调城郭与宇宙同构，与天地呼应，折射出汉代“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礼制要求。汉代长安城内部政治中心位于皇帝的宫殿区内，而官署的位置也是紧靠宫殿分布。其闾里分布在城北，与商业区分开；著名的“长安九市”则在城市的西北角上，分成东市三市和西市六市；汉长安城80%以上的面积都是宫殿区，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东西与南北主轴线的道路两边，城内的宫殿、贵族的府邸、官署等建筑基本占到全城大小的三分之二，城内几乎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和大型的活动场所。长安城郊有大型的游猎场、角马场和园林建筑，提供给皇室和贵族享用的。
古罗马的城墙是不规则的圆形，修建城墙的目的主要也是军事防御。古罗马城内部修建了密集发达的道路、高架水渠供水系统、排水系统以及三个港口用来运送物资，手工业市场遍布整个罗马城内和城郊，城内的市场和仓库超过了320个；古罗马城还有公共浴场、公共剧院、角斗场、音乐厅和图书馆，它们与商业区、居民区交融，看似杂乱无章，却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便捷有序。罗马城内的政治中心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帝国广场群，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神像和纪念品，可供市民进行参观和祭拜，具体的行政事务的办理位于城郊的皇帝府邸内，城市内部的政治气息并不十分浓厚。罗马城以广场为中心，建筑沿着道路呈现辐射状分布，皇帝的府邸和居民区主要分布在广场外侧，这样样的布局应该是受到了西方宇宙观的影响，即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地心说”体系，罗马城的建设就是围绕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
——摘编自韩俊英《秩序与反秩序之美——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形态比较》
材料—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严密的组织体系与强大的领导力保证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在城市，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抓手，将从业人员逐步组织起来，“单位制”的整合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对于没有单位的一般居民，则采取“街居制”管理体制。在农村，通过变革农村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合作化发展道路，人民公社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8年版《户口登记条例》主张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明确人口流动应严格遵循出具手续证明的规定。改革开放使二元户籍制度逐渐被打破。在城市，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机构于1980年重新恢复。1986年，为满足居民需求和实现社会管理功能，首次引入“社区”概念。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和城镇单位制的日渐瓦解，社会流动日趋加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管控”开始放松，并逐步向“管理”过渡。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基层社会逐渐从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开始分离，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魏和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主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