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德国 |
1861 | 5 | 2 | 1 | 1 |
1864 | 6 | 3 | 3 | 1 |
1873 | 58 | 13 | 11 | 7 |
材料一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遇到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敌视和侵略。……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要为抛弃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而努力。
——摘编自《中国外交史》
材料二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宋朝：平民社会趋向
材料一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 宋·汪洙《神童诗》 |
上堂，举赵州访二庵主，师曰：“五陵公子争夸富，百衲高僧不厌贫。近来世俗多颠倒，衹重衣衫不重人。” | 宋·普济《五灯会元》 |
兼并之家见有产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缓急，多是将钱强以借与……并息为本，别更生息，又诱勒其将田产折还。法禁虽严，多是幸免，惟天网不漏。谚云：“富儿更替做，盖谓迭相酬报也。” | 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三 |
材料二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
——钱穆《理学与艺术》
请你以历史观察者的身份，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
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
材料 冯仲云（1908—1968年）东北抗联著名将领，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受大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中共。1930年到哈尔滨从事秘密的地下党组织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到木兰等地进行反日宣传，促进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始终秉承党对东北抗联的指导，宣传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坚持党中央为东北抗联制定的路线政策。在东北抗战期间，组建了汤原反日游击队、领导了哈东地区和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等。他还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向党组织提交了《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等。抗战胜利后冯仲云写成第一部记述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历史的书籍——《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首次提出14年抗战的概念，这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张宇琪《抗日战争时期的冯仲云研究》
材料 20世纪初期，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工具的观点被欧洲各国统治者普遍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军事领导人对战争后果丝毫没有担忧。然而，战争的庞大损失引发了各国的反思。1928年多国签署的《非战公约》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强调“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这一观念在30年代风行一时，甚至在德、意法西斯上台后，各国的和平主义者仍天真地信守着废弃战争的承诺。但事与愿违，新的世界战争再次爆发。二战结束后，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令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对战争的认识：简单地否定战争并不能永久地保住和平。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正义战争论的衍生一当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受到侵略时，其自卫战争是正当的。
——据梁占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