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官僚制度。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汉初）贾谊《过秦论》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三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之外，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四 
《元史·百官志》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齐桓公当政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设立学宫，“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当时稷下曾先后存在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学者。在稷下有定期的学术集会，稷下学宫的讲学已经超出了一般私学讲学的水平，显得更为正规。为了鼓励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齐国君主让学者们“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具体职务，却可以对国事发表批评性的议论。齐宣王当政时，齐国势力强大，却能向士人折腰求作学生。正由于此，致使天下学者竞相来齐。
——摘编自王志民《稷下学宫与轴心时代》
材料二
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初）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汉书·刑法志》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材料四
北宋东京城
近岁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拟公侯……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自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梦粱录》卷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