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1903年 | 1919-1911年 | 1919-1921年 | 1929-1931年 |
棉布／千元 | 92 945 | 116 532 | 221 208 | 208 586 |
棉纱／公担 | 1 503 766 | 1 320 197 | 807 249 | 89 611 |
染料／千元 | 6455 | 15 789 | 34 852 | 51 102 |
煤油／千升 | 386 178 | 685 173 | 717 287 | 752 055 |
糖／公担 | 2 064 549 | 2 843 572 | 3 606 169 | 7 829 876 |
面粉／公担 | 463 465 | 709 753 | 309 455 | 4 437 695 |
钢铁／公担 | 98 829 | 2 264 257 | 3 525 261 | 5 817 537 |
机器等／千元 | 2271 | 12 565 | 53 734 | 72 138 |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一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从自身传统文化申吸取营养，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与形式，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靠传单布告、戏剧电影学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形式、要组织补习学校、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创办地方性通俗报纸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觉悟，强调文化必须为工农群众服务。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的论述，既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与深刻思考，也有与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文化思潮、文化运动，以及国共双方在对抗中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等历史背景相关联的内容。
——摘编自李清扬、欧阳光明《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材料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在党的号召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有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1938年5月，中共中央设立了马列学院翻译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翻译出版的马恩等人的著作共192种。同时，延安知识分子还利用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翻译马列主义文章，举行纪念经典作家的活动，创办中央党校等文化教育机构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抗战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还通过秧歌剧、皮黄、诗歌、文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摘编自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