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创立于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情的发展变化，干部老龄化、文化素质较低、不利于专门化管理等问题逐渐显露。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需要担任更多的服务角色，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与此同时，政府派遣了大批人员考察包括公务员制度在内的西方的政治制度。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标志着公务员制度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其内容规定，公务员制度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公务员的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摘编自解舒晴《中美两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英国文官的选拔是向社会公开的，凡是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法定程序，争取成为文官。要想进入文官队伍，必须经过考试，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录用。选拔最初重视通才，后来重视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文官非因工作上的重大过失不被免职，终身任职。为避免政策受政党更迭的影响，文官不参加政治活动，保证国家政策连续稳定。
——摘自王晨 《英、美文官制度比较》
材料一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末民初，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阶段，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第三阶段，“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其特征为：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个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结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郑大华《“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及思想渊源》
材料二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罗富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材料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根据地货币和人民币发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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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有镰刀、锤子、五角星等图案。其中，壹元和贰角面值的货币上还绘有列宁头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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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共两党协议，陕甘宁边区不印发货币，市面上通用法币。1938年，边区政府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印发“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边区政府决定独立发行自己的货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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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开始发行面值拾元到壹万元不等的第一套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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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陆续完成对新疆和西藏货币的收兑。196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纸币面值最大为10元，最小为1分，绘有纺织工人，拖拉机手，钢铁工人等劳动者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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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纸币面值最大为100元，最小为1角。 |
——摘编自戴志强、沈逸林《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等
根据材料中货币发展的相关史实，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516—1521年，王阳明在任南赣巡抚期间，对当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王阳明采取行动，先后平定了横水、桶岗等处盗乱。为有效管理当地户口和百姓，他颁布了《十家牌法》，规定：十家为一牌……遇面生可疑之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面对盗贼猖獗，他实施了在当地“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军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难题，他以 “良知”说为思想武器，通过阐明是非曲直、人性善恶，直击盗贼心灵软肋，进而将之感化。及至清代民国，王阳明的治理模式依然沿用不辍，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
——摘编自陈海斌《从王阳明与海瑞赣南施政看明代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
“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是对法国分封制度最好的诠释。较为独立宽松的政治体系使得小领主们各自为政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管理制度，其辖区相较于大领主便构成了早期的自治单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的流转，再加上自由民数量的增加，以乡绅为基层领袖，以自由民为重要参与的法国乡村自治初见雏形。13 世纪在许多教区出现的以数百户村民构成的社区便是法国乡村自治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沙家辉《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