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 | 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 |
第十一条 | 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 |
第十八条 | 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于宗图上削其名 |
第八十八条 | 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 |
第九十一条 | 宗族无所归者，量拨房屋以居之。更劝勿用火葬，无地者听埋义冢之中 |
材料一：王夫之认为，人类的祖先是从“禽兽”进化而来的，其进化经历了从“禽兽”到“夷狄”、再到文明的发展阶段。他把自虞舜至夏商周三代许许多多恶人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说明上古三代之民未必淳朴；而三代以下，虽然也有“败类”，但由于道德教化的逐步推广，人民的道德水平远远超过上古三代。他反复强调，历史进步的时代潮流是不能违背的，在这一意义上，违时即违道，是与“道”的日新富有、趋时更新的本性相违背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与时行而不息”，不断地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思想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同时，王夫之注意到，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有洄流，有倒退，因此，“时”亦有衰乱、有污浊。志士仁人若生于天下无道时，不应与世浮沉、同流合污，而应以“国时”为己任。王夫之严格区分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趋时”与为专制统治者歌颂升平、粉饰黑暗的“趋时”。
——摘编自许苏民《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
材料二：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进一步强调说：“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逃避之公也……现今之生物界，不过循过去数十万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单纯以趋于繁而已。即吾人类，亦属生物之一种，不能逃此公例之外。”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他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势力即正义”等信条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亦“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这便是梁启超所探求的“人群进化现象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刘振岚《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材料：（罗马帝国第一任元首）屋大维没有照搬希腊模式，他将希腊模式和罗马传统结合了起来。元首制就其内容而言是希腊化的王权专制统治，但却披上了罗马共和的外衣，堪称一种特殊的杂糅政体，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元首制和罗马早期的王政有所不同，后者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国王，而元首制是元首选定继承人，由元老院在形式上确认。塔西佗认为，元首制代表着可接受的有法定任期的政府形式，而在希腊人的眼中，元首制就是君主制，屋大维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实行元首制的罗马帝国前期，被认为是罗马史上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代。
——摘编自何立波《希腊模式还是罗马传统——跨文化视阔下的罗马元首制》
材料一：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决定要求城市的每个街道和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提出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组织形式。根据上述决定，卫生部首先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县（旗、自治县）级医疗机构，同时责成县卫生院负责承担并指导全县的公共卫生工作。此后，卫生部又先后下发了《关于组织联合医疗机构实施办法》《县卫生院暂行组织通则》《县属区卫生所暂行组织通则》，推动广大县域逐步形成以医疗为中心，面向农村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到1952年年底，全国已有县医院（卫生院）2123所，病床37467张；“一五”计划时期，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区卫生所普遍发展成为区卫生院。
——摘编自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材料二：2009年至2011年期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45个县共安排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4843个，其中包括71个县级医院、427个乡镇卫生院和4412个村卫生室。随着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农村地区加强了对疫情的监测网络建设。农村地区已有100%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3.5%的医疗卫生机构和70%以上的实现了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直报的乡镇卫生院。国家非常关注困难地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对其给予专项补助，并对艾滋病、乙型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严重传染病患者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治疗。
——摘编自韩俊江、王胜子《试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