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丁日昌属于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
②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目的
③江南制造总局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
④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反映了工业革命从欧美向亚洲的扩散
材料一：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发）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种社会结构因秦的统一和汉承秦制而长期延续。国家积极推动改造乡里社会秩序，重视依法治民、以德化民。察举制推行使得乡里民众注重自我人格完善，自觉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乡里社会在政治层面和思想道德文化层面的成功对接。而当时土地买卖的相对自由，使财产集中加速，其中的部分“齐民"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乡里豪民。东汉末年，编户民不断向豪民屈从，甚至沦为了依附民，不少豪民以村屯坞堡的形式控制基层社会人口，乃至与国家相抗衡。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随着宋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许多外姓人因租佃田地、迁居等各类原因而进入了同姓同宗的聚落，乡村社会关系演变为更为复杂的村落社会关系。因此，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在理学影响下，宋代儒学发展出“士君子之生斯世，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的新境界，促使一部分士绅尝试构建基层社会，乡约应运而生。《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确保达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它携着大宋文化的厚重蕴藏，浸润了中华大地。
——摘编自陈少华《宋风流韵》
材料三：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3.3%提高到17.9%，工业化率则由19.8%提高到44.3%；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比从46.9%增至72.2%，农业占比从53.1%降至27.8%；同期，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从62.7%降至43.1%，重工业占比则从37.3%增至56.9%。
——郭旭红《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工业革命期间蒸汽动力制造产业的出现，将对外贸易导向一个新视野。随着曼彻斯特反其他地方工厂出现的整体性纺织品生产过剩现象，其任务变成积极地寻找这些大量制造商品的新消费者，而将焦点摆在他们想象中虎大的“中国市场”。这个新的贸易目标在亚当·斯密所著之《国富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念，找到其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让欧洲列强有余力从事海外扩张，而炼钢及其他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技术促成了军事的现代化。由于《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导致清朝在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的情况下，进入了西方扩张及激烈国际竞争的新时代。
——整理自《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材料二 拿破仑通过对外战争方式向欧洲各地输出革命，废除了统治西欧长达800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使成打的封建王冠落地，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他提出：国家基本主权与义务的概念，强调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民族自决权、对境内外国公民的管辖权等，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这为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吴木生《1815年维也纳会议新论》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曾论为殖民地的国家发起了去西方化的运动，目的是根除旧殖民帝国的影响并消灭它们的权力象征。尽管如此，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认同并非总能强大到能根除殖民地的影响或取缔欧洲人的习俗。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恢复当地习俗，拒绝所有从西方进口的东西，找到印度人的灵观。尼赫鲁则倾向于工业化和世俗化，跟上现代化的趋势，在印度实现西方世界那样的繁荣和进步。
——摘编自胡里奥麦克伦南《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