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人们对种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当时“母强则子良，母弱则子病”“择种不当，贻误岁计”等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再加上当时作物的复种指数提高，对作物种植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明代《国脉民天•养种篇》对当时的选种工作作了详细记载：“凡五谷、豆、果、蔬菜之种，犹人之父也，地则母耳。母要肥，父要壮，必先仔细拣种……既颗颗粒粒皆要仔细精拣肥实光润者，方堪作种用……所长之苗，与所结之子，比所下之种必更加饱满……下次即用此种所结之实内，仍拣上上极大者作为种子……如此三年三番之后，则谷大如泰矣。”之后也有清康熙皇帝在丰泽园（现中南海内）的水田中偶然发现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都将早熟的稻穗留做种子待来年播种，终于以“一穗传”的育种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经过北方地区30多年的试种，御稻米才被推广到江南一带种植，后来被称为“康熙御稻”
——摘编自吕珊雁《古代品种选育和种子处理》
材料二：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推广良种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1950年2月，农业部发布《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要求开展群众选种运动，建立品种改良制度，保证五年内完成良种普及计划。1953年，政府大力组织群众评选和换种农家良种，并结合农业试验研究机构选育新良种，有计划地推行良种繁殖推广工作。1955年，农业、粮食、商业三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优良品种繁育推广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加速良种的评选和推广，逐步建立良种繁育推广制度。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征集到7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选出并在全国推广的稻、麦、杂粮、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作物品种200多个在新政权积极倡导和鼓励选育、推广良种的宣传和实践中，1950-1954年，全国农村都普遍开展了良种的群众选育工作。
——摘编自张晓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作物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材料：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以自己的实力为后盾，以追求本国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德国是欧洲的心脏地区，战后谁想掌握欧洲，谁就必须控制德国，因此，如何处置德国，成为雅尔塔会议上争论的重点。经反复协商，斯大林才同意对波兰现行的临时政府进行改组，在苏联红军未撤出波兰的情况下，这种改组的结果势必有利于产生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新政府。中国在远东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美、苏力量平衡杆上的重要政治筹码，实际上是谁主宰了中国，谁就占有了远东。雅尔塔会议后形成的所谓雅尔塔体系，即由美、苏两大国安排战后世界，为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奠定了基调，也为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开了先河。
——摘编自黄世相《浅谈雅尔塔会议对战后初期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影响》
材料：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