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分布和食用价值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所熟知。《诗经·陈风·衡门》一诗中对鲤鱼的记载，将其视为美味的代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此后历代不断有对鲤鱼烹制方法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之外，黄河鲤鱼也进入各类中医文献中，大量药方将鲤鱼肉、眼、鳞、鳔、尾等入药，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鲤鱼在中华文化中有自己的独特地位。蔡邕最早在词中创造出鲤鱼传书的典故，鲤鱼作为书信代名词的记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延续，并逐渐普遍化。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往往将鲤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归入到“灵异”之类的文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太平广记》中记述的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和传说。李白在《赠崔侍郎·其一》中也称：“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因“鲤”“李”二字同音，李唐统治者们对此颇为在意，一度禁捕鲤鱼。鲤鱼成为祥瑞，自唐以后已经基本定型。
——摘编自武强《历史地理变迁语境下的黄河鲤鱼研究》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分析安全威胁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深刻思考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提出了以普遍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摘编自曹峻《试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
材料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岛，日耳曼习惯法成为当时英国法律的主体。为实现政治统一，英国国王先后对一系列习惯法进行整理、汇编。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建立了诺曼王朝。......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年-1189年）是英国普通法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巡回审判制度得以扩展，剥夺了地方的司法管辖权，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为司法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次，完善王室法庭体系，国王建立了专职的王室法庭，不断扩大其司法权限，逐步削弱过去遗留下来的地方公共法庭和封建领主法庭的司法权。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被吸收到王室法庭中，原先分散的地方习惯法逐步融为一体，形成了通行全国的普通法。最后，亨利二世将令状制度和陪审制引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在本质上是依靠人的理性进行调查取证并作出裁判，逐渐取代了先前存在的神明裁判和决斗等落后的裁判方式。这一切使司法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普通法的形成。
——摘编自孟子群《探究英国普通法的形成条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