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玄宗即位后，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把武周中宗以来所置的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千人，一律撤销。唐太宗时，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武则天时期，许敬宗等担任宰相，“政多私僻”，取消了这一制度。唐玄宗下令恢复这一制度，除朝内特殊机密外，允许他们参加皇帝与宰相的议事会议。他认为“郡县者国之本”，特别重视县令的选择，亲自出题考查县令，在县令赴任以前，还来自召见，面授机宣。
——摘编自阎守诚等《盛唐之子：唐玄宗的成败》
材料二 唐玄宗后期宠信李林甫，李林甫拟固其相位，“欲杜出将入相之源”，遂奏云，“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以为然”，并用胡人安思顺代替李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芝（高丽族）、哥舒翰（突骑施族）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安）禄山竟为乱阶，由得专大将之任故也。”
——摘编自李必忠《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兼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原因》
材料一 到19世纪末，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金融领域不仅受到外国银铸币侵占市场的影响，而且“由于各种洋币运用方使，而我国货币由于其单位、本位、重量等混乱，不仅对国内工商贸易交易不使，运输困难，再加上国家负债日重，傍亏（金银换算之不利）之损失尤巨”。清末，国内通用货币种类不仅有户部官票、钱庄票号等机构发行的兑换券，还有外商银行、中国自办银行发行的纸币。各币种兑换十分复杂，而且纸币信用也不稳定，随时存在贬值的风险。这种货币单位与货币价值的不统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提出币制改革的建议。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17年，上海总商会董事苏筠尚和张知笙从不同角度，分别提出了如何“废两改元”的意见和建议。苏筠尚主张上海从1918年元旦起应一律改用银元。张知笙则考虑到中国国内银元储备和流通数量不足，主张先固定中国银元和银两的比价，等中国国内银元数额足量时，再进行“废两改元”。1921年，全国银行工会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天津银行公会等向财政部建议“废两改元”。马寅初也主张“废两改元”并实行银元自由铸造。他认为：“我国欲改行银本位，先须巩固银本位；巩固银本位，当先统一银本位；统一银本位，当先推翻银两。”
孙中山在1912年12月发表的题为“钱币革命”的讲演中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穷困的原因是“钱币之不足也”，并提出“以国家法令所制订纸币为钱币，而悉贬全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贸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的主张。其后在1917-1919年的《孙文学说——以用钱为证》中，孙中山又重申了使用纸币的钱币革命思想，并作了理论上的发挥。
——摘编自李爱《白银危机与中国币制改革——解析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与外交》
材料一
材料二 1979-1997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GDP比重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农业比重下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随着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短缺问题。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肖翔、武力《大国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研究》
材料 英国传教士麦都在1848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中，将a public servant译为“臣、臣子、宦”1887年，在翻译public servant的过程中，日本人以汉语单字词为基础，创制了“公仆”概念。1899年，梁启超用日制词语“公仆”，写道“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公仆”概念的生成。1900-1909年，严复在其西学译著中多次使用“公仆”的概念。1906年，孙中山提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天津《大公报》仅辛亥革命后一年内，含有“公仆”词汇的文章就有50余篇。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文电中多以“公仆”自称，如“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等，1938年，马克思的文章《法兰西内战》逐渐被译介到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现。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逐渐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实践。
——摘编自杨楠《近代中国政治中的“公仆”概念：生成、传播与嬗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围绕“公仆”概念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