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阶层自身的演化与历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旗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其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于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妁、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最终唯有通过政治的实践和检验来确证它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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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晚清以来，现代“民族”观念逐渐被引入。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既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强调了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17年李大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认为“当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也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观念。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摘编自黄兴涛等《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民族复兴”自拟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大学校长和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1916年底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前的北大，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个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接任校长后，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通过；同时，它又是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事项经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和各科教授。此后，蔡元培又组织选举产生各学科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他聘请教员不拘一格，不问思想流派，只问学问能力。1919年3月，《东方杂志》载文称蔡元培“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
——据周天度《蔡元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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