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 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唐朝在建立之初，承袭隋朝制度，实行府兵制。唐玄宗后期，贵族、豪强地主之间的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使得折冲府（府兵的基层组织）户口大量流失，折冲府兵员严重不足。专门的禁卫军替代府兵承担宿卫京师的职责，府兵逐渐沦为权贵的仆役。与此同时，边境形势日益恶化，边将腐败日益严重，府兵纷纷逃亡，甚至不惜自残以逃避兵役。天宝八年(749
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即招募士兵永久驻扎边境军区，赐予其田地，甚至允许士兵携家前往边境。这些士兵主要来自流民及原来边防兵员。每个军区有固定的名额，边防健儿固定从属于相应的军区，承担所属军区征战、防御的职责。实行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总体数量减少，但是核心战斗部队趋于稳定，战斗力大幅度提高。随着募兵制的推行，相应的节度使制度也成熟起来。
——摘编自郭绍林《唐代军事制度述要》
材料：1918年10月底，随着一战临近尾声，奥匈帝国的民族地区纷纷宣布独立，帝国的主体奥匈也解除了共主联邦关系。1918年11月3日，帝国军队与协约国军队达成停火协议。1919年9月10日，美、英、法、日、意等战胜国同战败国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条约》。条约规定奥匈帝国正式解散，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王国独立，并将克赖纳和卡林西亚两个省的部分领土及古斯滕兰、南提罗尔割让给意大利，将布科维纳归还治罗马尼亚。不仅如此，还规定奥地利废除普遍征兵制，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不得超过3万人；经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同意，禁止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由于奥地利国家弱小，它只有借助德国才能翻身，又因两国都受到协约国的制约，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还是合并了。
——摘编自张卉妍《一战全史》
材料：陶行知的一生都和乡村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17年到1926年，陶行知在领导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乡村教育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乡村学校是当时中国乡村改造的中心。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将教育作为改造乡村社会重要工具。他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指出，“办学和社会改造是一件事情……改造社会若不能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1 931年，陶行知创建山海工学团；次年，他提出工学团融做工、科学、政治于一体，将“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列为“六大训练”的前两位。全面抗战爆发后，陶行知避居西南，在合川县郊（今属重庆市合川区）创办了育才学校。1946年1月，他还为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撰写了《社会大学颂》，表示“乡人不出村，能知万里远。个个考博士，行行出状元”。同年7月，陶行知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摘编自吴擎华《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