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栗、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一：唐初，以“怀柔远人，义在羁縻”为要义，在川西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糜府州，到武德二年(619年)，“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对于封授的羁縻府都督、刺史等职，唐朝明确规定“皆得世袭”，“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仅“天宝中国家所赐官告共三十九通”。同时，唐朝还对这些内附的“首领”们厚于赏赐，其中包括官秩很高的虚衔。同时，唐朝还积极吸收当地的民族和部落参与作战，对参与和配合出征打仗的地方首领还授予军职。通过积极采取羁縻措施，设置羁縻府州和大量封授、赏赐，唐朝强化了对川西北地区的政治领属。宋朝沿袭唐朝旧制并使用唐朝的封印，宋朝予以默认。
——摘编自黄辛建、次旦顿珠《唐宋两朝在川西北地区的羁縻政策》
材料二：早在清朝统一西域地区之前，清朝就已经开 始对维吾尔群体进行立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则始于清朝统一西域之后，将《大清律例》等一系列清朝颁行的法律制度推行到天山南路地区，同时，清朝针对天山南路地区的实际情况，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理藩院内增设了处理天山南路地区事务的机构。1842 年清朝颁布《回疆则例》，《回疆则例》共八卷，收录了清廷为治理天山南路地区颁行的大量行政、司法、经济等法律条规。作为清王朝统治权力的体现，统一西域之后，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颁行的法律、法规自然进入天山南路地区，成为维护其统治、镇压反叛的工具。其次，清廷考虑到天山南路地区的特殊情况，对天山南路社会原有的法律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接纳。
——摘编自王东平《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材料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1年9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
材料二：1982 年，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推动了农村改革步伐，促进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正式规定人民公社要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1987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提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式等都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从此村民自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法制化的新阶段。
——摘编自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