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文艺复兴的出现，说到底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学校教育在中世纪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活跃了当时的思想文化。13世纪欧洲大瘟疫的出现和黑死病（鼠疫）的发生，导致了上帝万能论的动摇和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索。到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里一直潜在着的人学文化因子，终于获得了适宜其生长的文化气候。
——摘编自刘建军《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多重起源》
材料二：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既烙有文艺复兴的印记，又体现了对文艺复兴的深化。他提出“唯信称义”“平信徒（普通信徒）皆为教士”……鼓吹俗权至上，主张各国教会应与罗马切断联系而由各国的政府来管理，这鲜明地反映了他对民族自由含义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恩格斯评论道：“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被）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为什么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呢？首先儒家是传五经的，五经是古文化的核心成分，儒生也是公认的古文化代表和社会教育家，因此比起诸子百家来，儒术具有特别的文化优势。就连道家、法家、墨家等学者，自幼也得读儒家之书，因为那是社会的基本教科书……换言之，儒术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中。由此，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材料二：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只是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材料三：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和务实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对外交往的悠久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尊师重教的文化积淀，哺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
——摘编自习近平《2003年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商鞅和梭伦的上台皆因受困于“耕”和“战”，商鞅主要受制于国际环境，而梭伦更多地是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两者都重视耕战，但商鞅打破现状，重在变革，使得农民因爵位非耕不得，军人因爵位非战不可；梭伦承认现实，重在调整，使雅典公民既是农业劳动者，又是城邦的保卫者，还是参与城邦政治的主体。商鞅是通过类似于军事的手段重构了政治秩序，而梭伦则以平衡城邦内部不同阶层利益的方式缓和了公民的内部矛盾。商鞅变法使得秦人因耕战而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沦为君主称霸的工具，富国强兵为国家统一奠基；梭伦则使得公民成功地参与了政治，成为城邦的主人，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摘编自贾文言《商鞅与梭伦耕战思想的比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