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大的家族。这种聚族而居在自然耕作的农业社会环境下被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基本上只延伸至县一级。基层政府在比较有威望的村民中指定耄长等负责村、镇的事务。与此同时，基层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也会自行推选族长负责当地重大事项和纠纷的解决。传统中国呈现出政府治理和基层自治二元化的状态，而在治理结构上却实现了两者的互补。
熟人社会是我国实行民间自治的客观条件。而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度渗透使得熟人社会成为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撑。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礼”或“礼治”的社会，百姓对礼的规则和秩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的尊崇。同时，家长在家族中具有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更有信念的支撑。同样，士绅阶层兴起以后，其儒家化的知识结构成为领导民间自治的合理依据，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民间自治力量。
——摘编自李文静《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商人为彰显自己的财富而穿戴夸张，居住奢华。他们常通过纳捐行贿获得某种头衔或官职，或通过投资于其子弟的教育帮助他们通过正途考取功名。尽管明政府一直禁止王公贵族涉足商业活动，但这一政令从来没有被认真执行过，皇亲国戚投资商业的比比皆是。商人跻身士绅之列与士绅卷入商业潮流，催生晚明乃至整个帝制晚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那就是绅商。“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
——摘编自原祖杰《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
材料二：时尚的商业化和休闲娱乐的商业化，将英国深深地卷入消费社会。如果说17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奢侈品消费的主力是皇室、贵族群体，那么进入18世纪，奢侈品消费新的需求力量转向正在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群体乃至社会下层。作为消费需求的奢侈品逐渐从社会高尚文雅之举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国的瓷器、印度的棉布等奢侈品在英国经历了引进、仿制、创新的过程，逐步推进“进口替代”，“英格兰造”
的优质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
——摘编自曹瑞臣《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
材料：党的“一大”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随后由于客观环境的推动及革命形势的促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深入剖析。“二大”认为：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这里的“联合战线”就是要建立对等的“党外合作”，就是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讨论问题、协同动作。而且“联合战线”不仅是同国民党的合作，还包括与其他进步的党派和团体的合作。但此时孙中山并不接受党外合作的主张。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之后再议国共合作，于是在中共中央范围内初步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三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据吴敏娜《统一战线之源始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