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性。
材料一：在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言论中，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多有出现。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所定特权条款的具体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是首先的要求。此外，修改协定税则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一致要求。对于内河航行权，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也要求利用条约期满或是修约之期，予以收回。“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以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对于海关行政权，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主张先采取某种变通办法，削弱外籍税务司的权力，“总税务司之任，添派一清正之大臣，显予褒封，阴收其柄”。各地海关税务司也以同样的方式，暗中达到这一目的。
材料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宣传反清革命的过程中，曾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危害的揭露，主张废除或限制不平等条约赋予列强的种种特权。阐明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诸多特权，与清王朝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维持其统治地位也紧密相连。革命党人认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必须首先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一：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1981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多变的一年，有些社队开春是小段包工，中途变为联产到组，最后又变为联产到劳、到户或大包干。这说明群众经过观察、比较和实践一阶段后，积极选择更适合实际情况的责任制形式。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2年6月，以双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在生产队总数中占到了93.7%，1983年这一比例升至99.4%，至此形成维持至今的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再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
| 区域 | 文明特点 |
古代中国 |
中华文明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我国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正由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华文明的形成才有了独自发生、多元发展等特点 |
| 古希腊、古罗马 | 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供给古希腊文明大厦的砖瓦石灰，而古希腊文明表现出对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因素的独特追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民主精神的追求。罗马法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义，适时开放、兼容并蓄是罗马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 |
——摘编自毛曦《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条件分析》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