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良善是内在的自然天性，孟子称之为“善端”。在他看来，任何人，无论圣人还是小民，都禀有这种普遍的善性……虽然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但中国儒家文化从“性善论”出发，确立了一种以德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材料二：西方基督教从人与神的关系中考察人性，认为“罪”的观念是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观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于滥用自由而造成的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昭示着人的沦落状态。西方近代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由权利。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田薇、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材料三：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他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非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
——摘编自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材料：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将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的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对此，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列宁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基尔克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摘编自孙大为《中、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比较》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次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