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成制度。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领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人、汉人，同属臣民。”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整理
材料一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乡村的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至隋文帝开
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摘编自唐鸣 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