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对黄河的治理，每个时期都设有各级水官，地方官员也皆领河事。宋代治河机构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同时形成了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明代，朝廷设立治理黄河的常设机构，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清代河道总督本隶属工部，但可直接受命于朝廷；另外朝廷还增募河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清末，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河道总督被裁撤，由各省巡抚兼理河务，仅下游冀、鲁、豫三省设河防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才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统筹黄河治理工作。因种种原因，民国时期治理黄河的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维达《黄河——过去、现在和未来》
材料二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治理黄河。1951年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新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从干流到支流，直到流域内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统筹规划、全面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建立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汛队伍组织、水文情报预报、防汛通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依靠沿河党政军民、黄河职工的共同努力，战胜了黄河发生的历次洪水。从2002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探索建立了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条黄河”体系，逐渐形成“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的理念，大力推进治黄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摘编自王渭泾《历览长河——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等
材料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社会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马克思把社会的要素比喻为“器官”，以说明要素对总体的从属性，因为机体固然是由器官构成的，但器官离开机体，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应有的功能。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写道：“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
——摘编自罗文东《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方法和原则》
围绕材料，结合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 “审计”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北宋初期，天下财计归三司，三司之下的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权。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实行改革，废除三司，将其财政职权划归户部，审计工作转归刑部之下的比部负责。审计对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账籍。户部汇编的全国财政收支报告，除以正本上报皇帝外，还必须以副本报尚书省转比部审核，比部查账时注重查核账簿、收支凭证，以及结存实物的一致性。只有经过比部审核确认无误，才能予以核销；如有隐漏、重复、收支不实的情况，相关官吏将受到处罚；未经比部审核的，库务不能支给钱物。比部的审核还要受到御史的纠弹。
——摘编自方宝璋《试评宋代审计》等
材料 19世纪末，列强积极扩军备战，展开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是难以负担的，沙皇俄国政府两次倡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声称“这次会议可能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的美好预兆”。在沙俄倡导下，1899年和1907年列强先后两次在荷兰海牙举行了和平会议。两次会议都没有就裁军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决议，仅仅在一个公约中表示“希望限制陆海军军力及军事预算”。此外，会议签订了关于扣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等三项公约，以及禁止从气球上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等三项宣言，还决定成立“常设仲裁法庭”，其中部分原则至今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会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扩军，力求在未来大战中一决雌雄。
——摘编自李纯武《简明世界通史》等
材料 拉马兹尼（1633—1714），意大利人，早年在帕尔马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罗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曾沿街访问工匠店铺，认真研究工人的生产环境、健康状态，并于1700年出版了《手工业者的疾病》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职业病的著作，被尊为工业卫生学的经典。在书中，拉马兹尼不仅搜集和整理古典作家有关职业病的零星记述，而且还根据亲身观察，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矿工、石匠、农民、士兵、外科医师、护士、化学师等52种职业者的疾病。他已注意到金属对人体的有害影响，最早系统地指出噪声可致耳聋等。他还提出了洗澡、勤换衣服、做体操、掩住口鼻等一系列个人防护措施。他引导医师游历城市的工匠区，劝诫同行，关注工匠的身体健康。他还积极倡导采取措施以保护工人健康，并最终促成关于工场安全和手工业者补偿法令的通过。拉马兹尼被后人尊为“工业卫生学之父”。
——摘编自王威《医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