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述 | 出处 |
| （隋炀帝）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 《隋书·倭国传》 |
| （推古天皇）遣于唐国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旻。（孝德天皇）以沙门旻法师、高向玄理为国博士。 |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卷二十五 |
| （白雉）四年夏五月，发遣大唐大使、副使与学问僧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等并一百二十一人，俱乘一船。 | 《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五孝德天皇纪 |
| 鉴真：“昔闻南岳惠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其袈裟上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卷一 |
表1为不同史籍关于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历史叙述。据此能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在探索如何遏制瘟疫的传播，减轻瘟疫的破坏。有学者认为端午节便起源于南方的“祛病防疫”习俗。秦与西汉都有专门安置隔离病人的场所。张仲景编纂的《伤寒杂病论》，认为瘟疫是由“岁时不和，温凉失节”的疫气所导致。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不仅战乱与自然灾害频繁，也是瘟疫发生数量与频度的高峰时期。“卑湿” 的南方地区最容易发生疫病。唐宋时期瘟疫多发生于春夏两季与都城附近。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加强药物的统一管理，改善公共卫生等手段防控疾病。医生也积累经验，精选各家名方，使许多行之有效的处方被保存了下来。明清时期是疫病的又一个高峰时期，疫病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递减的规律。温病学派由此在江南诞生，认为瘟疫是通过空气与接触进入口鼻而传播。温病学派也十分重视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明代出现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药店遍布各地，药材业的发展有利于疫病的治疗。
——摘编自张剑光《三千年疫情》等
材料二 霍乱长期以来一直是孟加拉和印度地区的地方病。1817年从印度向其他地区大面积传播。1830年，霍乱发展成全球性的疫病。1831—1866 年间，霍乱曾先后四次在英国肆虐。有人认为霍乱是穷人的疾病，贫民窟是霍乱滋生的温床。卫生派则认为霍乱不仅是一种传染病，更是社会不卫生的表现和必然结果，贫穷的工人生活在一个更适宜霍乱繁殖的地区。主张当局应该关注穷人，改善他们的卫生状况来预防霍乱。卫生派主要由医学界人士和某些社会改革家构成，他们不遗余力的揭示霍乱与肮脏之间的关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848年在霍乱再度爆发之际，议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会利用议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全国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有效制止了霍乱的流行。1851年英国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其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对霍乱等传染病加以防治并制定了世界第一个地区性《国际卫生公约》。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 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等
材料 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人类史无前例地进入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商业、生物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1750—1914年间，欧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世界性霸权。19世纪末，欧洲势力控制了大部分亚洲和几乎整个非洲。18 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改变了欧洲和美洲社会，对大西洋沿岸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起初是欧洲，然后是美洲，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西欧和北美人民在建设国家的同时，还踏上了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晚期，俄罗斯、日本也开展了工业革命，那些到20世纪还没有展开工业革命进程的国家也因此迅速落入受工业化影响的范围内。工业化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它发展出极为发达的运输、交流和军事技术，这些都是农业社会难以匹敌的，让西欧人得以在19世纪将自己的統治强加给亚洲大部分地区及整个非洲。19 世纪末，美国和日本利用自己的工业技术，提升了国际地位，从而与西欧国家一道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和全球性的殖民力量。殖民地人民则更难获得机会实施社会、政治改革，但他们经常通过发动叛乱和组织反殖民运动来反抗帝国主义統治。革命、工业、帝国时代使19世纪末世界各地冲突升级，这三个历史进程一道，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 观点合理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闭关时代的中国，不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迫使中国开放大批的通商口岸，清政府才不得不审时度势，设置了分掌南、北通商和交涉事务的南、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的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变为南洋大臣的过程中，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几曾兼任，又历经兼职——专职——兼职的两度更改。历经演变，最终为两江总督例兼的定制。北洋大臣的前身是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演变不像南洋大臣那样复杂。三口通商大臣变为北洋大臣的演变过程，则只有一度的更动便由临时差遣的专职成为直隶总督的兼职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相比，设立更早，所管口岸更多，按照一般道理职权也应该更大，但是实际上，北洋大臣的职权是高于其它总督包括南洋大臣在内的。总理各国事务街门是全国通商外交的最高机构，按说南北洋大臣是其下属，该爱其指挥，但是依照清王朝绝对集权制的定例，南北洋大臣是由皇帝直派的原则上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和总理街门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理衙门对于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间和代传达两事而已。
——摘编自张徐乐《浅析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及其职学》
材料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爆发。9月，德第6集团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第62集团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城区，曾任驻华武官的苏第62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根据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的巷战经验，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因地制宜予以运用。他琢磨出一套轻便灵活的强击队战术，然后将部队分散到每一个街区，每一座楼房，每一个楼层，甚至每一个房间里，为“一块砖一寸土而激战”。巷战期间，苏军还通过渗透行动和发动夜袭战频繁偷袭、增援、调动，占据战场主动性。德军空地步坦火炮的立体化协同作战优势逐渐丧失，只能依靠步兵与顽强固守的苏军进行武器装备对称、以逐巷逐楼反复争夺为特征的城市作战。德国将军保卢斯所率领的第6集团军精锐，就这样被巷战绊住了腿脚，最终走向覆灭。此战为后来的城市防御作战，在扬地利之长、避实力之短，开展不对称作战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 辛弃疾（1410—1217）号稼轩，济南历城人。晴康之变，家乡沧陷。辛弃疾“秉奉祖训，志切国仇”。22岁时毅然率众起义。次年“奉表归宋（南宋）”，北返途中，勇闯金营，智擒叛徒。时人称赞“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26 岁时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力陈抗金北伐方略，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在不同地方任职，是一个“有良心。有干才的地方官”。辛弃疾在《破阵子》中高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塑造了一位有着远大救国抱负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不忘恢复中原的崇高志向。
辛弃疾词风“豪迈沉郁”，与苏轼合称“苏辛”。后世人云：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