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世纪后期起，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使城市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184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人要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该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国家和地方卫生委员会，为英国的卫生改良运动奠定了改善城市卫生和市民健康状况，控制结核病，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基础，当时的英国社会和卫生改良运动的内容包括反对消费烈性酒，降低婴儿死亡率，进行监狱和精神病院改革，教育贫穷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建立妇幼保健院、公立医院和药房等。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使人们开始注重对传染病的积极预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使得欧洲一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摘编自曾光《中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二：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莫基于20世纪40—50年代1949年10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颁布多项除疫法规条例，以及开展预防为主的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1949年11月，设立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国家注意统筹公共卫生城市乡村协调发展，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暴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运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建国初期，西医人才少又都集中在城市，而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域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中西医结合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指导方针之一。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动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的成统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登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欢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又卫生事业和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等
材料：民国初年，军间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在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的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状况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1所，负責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批育行政权力全部视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是，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摘编自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等
材料：科索沃是南联盟所辖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由于历史原因，科索沃的塞族，阿族长期不和。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利用，阿族在西方国家策动下进行非法全民公决，宣布独立。科索沃塞族与阿族的军事冲突加剧，美国等而方媒体炮制“科索沃有10万多人下落不明”等假新闻，大肆报道科索沃难民。美国的立场是，“科索沃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不能只把它看成是南联盟的内政”，必要时，北约可以“动用武力解决危机”。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保护人权”之名，对南联盟发动了空袭行动，即科索沃战争。战争不仅给南联盟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学者指出，科索沃战争表面上看来是北约东扩遇到了南联盟挡路，实际上更是美国轰炸欧元的一场金融战争，即在欧洲制造紧张局势，阻止欧洲全融资本的回流，使欧元贬值。
——摘编自芮立平《科索沃战争影响初析》等
材料：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浙江宁渡。20世纪60年代，对抗疟疾的传统药物奎宁疗效减低，全球疟疾的发病率上升。1967年，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并担任项目组长。屠呦呦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最终将重点放在了对青蒿的研究上。1971年，屠呦呦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在失败了190次之后，最终成功提取出青蒿素。青蒿素问世40多年来，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在评价屠呦呦的抗疟贡献时说：“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全球疟疾防控做出卓越贡献，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倡议主旨高度一致。”至今这位年近90岁的老科学家，仍然将全部的精力花在青蒿素的科研上，努力把中国中医科学院青高素研究中心打造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科研平台
——摘编自徐婧《屠呦呦：一株济世草，一颗报国心》等
材料：关于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的原因中外专家多有论及。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中国地形，平原磅礴，扼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体化现象发出感慨，并指出，“中国的地理因素实际上并不利于中央集权，更多的是制度的力量。”现代学者田余庆认为，“秦汉统一帝国，这样一个帝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帝国（古希腊帝国、古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大帝国没有像中国出现秦汉大帝国之前那么一种几百年来历史的铺垫，没有这样一种坚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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