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编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编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
材料一：1936年2月24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远东四大元首日本天皇、满洲溥仪、斯大林和蒋介石
材料二：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因此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
材料三：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如果说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这里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说，如果毛先生不出来，那么，就是毛先生的不对了，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破坏团结等罪名都往共产党身上推了。
——莫一尘《解决问题的关键》(1945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