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杈，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卜、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材料一：“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它是惟一的法律……对所有的人是共同的、如同教师和统帅的神”“由法律确定的权利是平等的。”“一个理想的国家，是要通过不同因素之间的协调而获得和谐。”
——（古罗马）西塞罗
材料二：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能再满足需要。…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1834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它规定：从1835年7月1日起一律停止对济贫院外所有壮年男子的救济，……我们可以看到，新济贫法实际上是对旧有济贫法的一次重大变革与修改，在救济方式、救济对象的确认以及具体的管理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旧济贫法到吉尔伯特法、斯皮纳姆兰法，政府的救济在不断的宽松，而新济贫法则一反常态，使济贫要求变得严厉起来。
——摘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