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城市的产生，东西方国家都完成了由神权建筑（宗庙）向皇权建筑（皇宫）的转化，但两者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在西方城市主要是“并存”，而在古代中国则主要是“融合”。在古代西方城市，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枃特征更多地体现在以宏伟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居住空间布局结构。相比之下，在中国，“天子”即“上天之子”，皇宫建筑或官府成为整个城市空间最宏伟的建筑物。
——摘编自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
材料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受控制人口迁移的城市化道路和忽略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作用的影响，城市居民没有选择住宅的自由，政府的行政指令成为居住空间分布的源动力，城市居民以单位为中心的居住空间，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地位或收入差距所导致的空间阶级分化尽管在单位居住空间内部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级别”痕迹，但在整个城市的空间尺度上，只能形成众多“单位制”居住组团相互组合而成的混合居住模式。
在二战期间，美国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城市住房问题十分突出，政府大力促进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买房者提供各种住房贷款与税费减免。20世纪40～60年代美国城市产生的中产阶级大规模人口“郊区化”运动。美国社会心理的怀旧“归乡”心结及住房政策客观上加速了郊区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原有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特征。
——摘编自唐燕、贺静大混住、小聚居：城市居住空间结枃设想》等
材料：唐代道制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和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十五道，置按察、采访使，确定道的治所和使府编制，变革道的运行机制。唐中后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就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逐渐由州、府一县两级制向道一州、府一县三级制的体制转变。唐前期沿用十道巡察旧制，朝廷除临时遣使视察以外，缺乏更有效的间接调控管理手段。中央行政管理处于直接面对350余州府的局面，管理幅度太大，行政效率不高。玄宗集团的改革就是从整顿这种现状入手，唐代的道制改革及发展实践，不仅继秦郡、汉州之后开辟了一个唐道的时代，也为后来宋路、元明清行省和近代省地县制的发展做了阶段准备。唐道的发展甚至对东邻日本、朝鲜的地方行政体制建设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锋《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材料：1943年3月，罗斯福总统致函美国对外善后救济署署长莱曼，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善后救济工作。莱曼也深刻意识到：胜利本身不会创造持久和平。美国曾经帮助欧洲盟国打赢1914～1918年战争，却拒绝以慷慨的馈赠帮助欧洲稳定经济，结果导致经济大萧条和军国主义势力崛起，最终引起全球战争。为避免重蹈覆辙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在直接的馈赠救济和销售或交换救济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为实现这个目标，总统已经确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任务不仅要从事直接救济，而且要帮助战争受害国人民尽快恢复本国必需品的生产和服务。为执行上述使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应运而生。短短两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价值39.68亿美元的2410万长吨（即“度、量”单位简称）稀缺资源无偿地馈赠给中国、波兰、南斯拉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人民，在世界史上留下闪光的记录。
——摘编自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
材料：在1875年“马嘉理”事件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处理和规定当中，郭需焘因时事需要出使英国，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先人一步，根据自身的认识，用“本末观”实现了对“体用观”的超越。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郭禹焘上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以“保护商民，与国政相经纬”，从而做到“官商之意常亲”，于是就有了中国在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郭嵩焘对“夷夏观”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和认识，主张应该主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郭焘在得知英国将向喀什噶尔派大臣以保全阿古柏政权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严肃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撤回使臣。在郭焘使英前后，时人尤其是洋务派对西洋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层面上。而郭焘则不然，他着重去把握西方文化和科学的精神实质。
——摘编自刘平《郭荡焘出使英国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