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太祖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叶陌，为国守时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宋朝除国有土地即公田外，私人土地的交易只需要办理正常的交易手续。将交易土地的契约向当地政府呈报，得到政府的认可，盖上官府的印信（这种田契谓之红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就算完成了。
——摘编自张云华《中国农地流转问题调查》
材料二：孙中山认为：“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之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安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捍而私之那。”“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
——摘编自吴剑杰《孙中山及其思想》
材料三：中共真正开展的土地改革，始于1946年，终于1958年左右。这一轮土地改革，是分三个阶段推进的：第一阶段，按照1946年“五四指示”，不触及中农和富农的利益，让广大贫农获得土地.第二阶段，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全国推行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乡村旧有的秩序，建立了新的基层政权组织。第三阶段，通过“集体化”（初级社、高级社），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摘编自刘正山《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
材料：汉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晁错就是被推荐出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文帝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对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教训，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肉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威尔逊希望通过其十和平原则实现其充当国际警察的威望。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英、法两国不得不借助威尔逊的声望和“中立”的地位，发表一个空洞的声明以抵消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十和平原则中第大唱“公开外交”令英法大为恼怒。战后“英国想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钳制美国。而美国则想对日本作一定让步，讨取好感，以使拆散‘英日同盟’。因此，双方都不愿得罪日本”。
于是，德国将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与日本。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时，美国提出，“建立在各国共同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共同分享中国的原料和市场，维持远东的和平”。1922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并被载入华盛顿会议记录，中国解决了山东问题。
——摘编自冯晖《美国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有关山东问题的态度研究述评》
材料：唐才常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注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在宣布正气会成立的序文中，一万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责清政府对洋人的屈膝投降，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余，君巨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光绪有君臣关系。19年，唐才常领导了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促使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刘涣决《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材料：1750年左右，普鲁士的绝对君主依据启蒙的理性原则，废除了地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中夹集权制的现代行政制度体系，奠定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的政权墓础：在拿破仑战争导致国家危亡的紧急状态下，由普鲁士自由派官僚推动了一场政治改革，时君主绝对主义体制下的行政制度进行重组，以“行政自由”代替“党政自由”，形成了普鲁士现代行政的独特观念，并时后世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1850年左右，在欧洲范围内党政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的框架内，确立了对君主而非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摘编自徐健《通向行政现代化的普鲁士模式》
围绕材料，结合世界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