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社会贫富贵贱之分日显频繁，由贱入贵的士大夫或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或经过数代人乃至众乡亲的节俭共助，他们早已深感入仕的来之不易，故多怀有对家族或乡井的报恩之念。宋代的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种宗族慈善的形式，如义庄、义田、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中国慈善发展历史》
材料二 德国于1863年颁布了《工人疾病保险规定的准则》，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再加上20世纪初颁布实施的其他医疗、工伤、失业等法律，德国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1941年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妇女、儿童等八大保险项目，此后瑞典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公民实行全民性的普遍保障和广泛优厚的公共津贴，而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弗里奇报告成为战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也为后来社会保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继晔《追寻中西方社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中血汗工厂大量存在，工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童工普遍，贫困、犯罪、疾病蔓延，城市管理低效无能。为了获得工程承包合同、逃避税收，大企业大肆行贿市政府。还获得了对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这种集团控制了大多数城市。这些被称为“城市之羞”，联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1890年代一些城市开始了市政改革运动。首先建立由人民直接提名政府候选人的制度，取代党魁控制的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依靠都市选举人联盟驱除“党棍”，选出进步市长，组成“诚实政府”。继之进行机构改革，“还政于民”，使公众能有效参与政治，力图建立大公无私的政府。最后实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艰多城市开始尝试接管公用事业，到1915年，全国所有城市的水厂当中，将近 
收归公有。
材料 虽然达尔文强调种群内部的竞争，但十九世纪末，严复却鼓吹“（种）群与群争”，而不是个体竞争，结果进化论在中国变成了“群学”。革命党人认为进化包括革命，是宣传“排满”革命的良药。梁启超则强调应该谨慎对待，只有“斟酌通变”才能“日趋于善”。进入民国，学者批评中国社会滥用竞争、无序竞争：“政治界也，不竞于营私，即竞于揽权；工商界也，不竞于垄断，即竞于倾轧”。西方文明是自私自利的竞争，“徒为罪恶之渊薮”，以致演变成悲剧。蔡元培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公例”，后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遂多倡竞争而忘了互助。杜亚泉提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实现幸福与自由，以往的进化论“专重进化之形式，而蔑视进化之目的……致使人类堕落于禽兽之域”。他提出社会协力主义：一方面不废弃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不排斥他人的国家。
──根据洪九来《宽容与理性》整理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以往竞争性的联盟体系是一群特定的国家与另一群国家的对立，是一种均势体系，具有排他性，这将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提出建立合作型的、集体的国际体系：国际联盟。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对国际体系稳定更有保证。国家间的争端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倘若仲裁失败，无法阻止侵略，那么整个共同体将联合起来剥夺入侵者的侵略成果。但是这种构想从未变成保证世界和平安全的现实机制。二战后，杜鲁门政府筹建联合国的时候，威尔逊遇到的困境再次重演，比如联合国虽然承诺国家平等的原则，但这被其中的寡头政治式的权威冲淡了。作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合作型安全的理念也一事无成。
──威廉•科勒《联合国：全球合作型安全的守护者》
材料 唐朝之前，官方对关羽的评价同三国时期基本一致：主要强调骁勇、忠义；勇在前，忠次之，义在后。对其性格缺陷，一般用“刚而自矜”评价。唐政府对关羽的评价还不高，不过唐朝以后很少再有关于其缺陷的评价。宋朝抑武扬文，关羽排名颇低。元朝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开始由皇帝祭祀，民间则认为关羽可以灭妖除怪。清代关羽排名仅次于孔子，称为“关帝”，允许关帝庙使用黄色的房瓦，加封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等称号。对关羽的评价演变为忠在前，义在中，勇在后。百姓将其与观音菩萨并列，认为可以斩妖除魔、劝善惩恶、指点迷津、护国战神、救人济世、为民伸冤、治病，科举考生也要祭拜关羽。江湖绿林帮会认为关羽披肝沥胆、超越血缘，加以崇拜。
──荆学义《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