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在我国近现代出版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材料：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不久为满足当时社会上学习英语与西方科学文化的需要，先后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以及《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等中英文对照读本。
1902年正式开设印刷所、编译所及发行所。后聘请支持维新且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汇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制订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奠定了商务新型出版事业的坚实根基。
1903年与日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抓住清末学制改革机遇，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小学全套教科书《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创意义。出版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论自由》），后出版多部严译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1904年至1914年间先后创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
1914年，收回全部日股，在组织方面重新调整，逐渐建立了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的组织系统。
1915年第一步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
1922年置办德国造的滚筒印刷机，印刷速度提高10倍。
1924年商务印书馆创建了东方图书馆，不久这个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对民众开放。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推出了《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以及《丛书集成》，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摘编自肖东发等著《中国出版通史》
材料：明末清初，明代宗室藩王们及一大批官僚豪绅被镇压后，这些被镇压的藩王、官僚豪绅所霸占的土地分布在山东、山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当时清政府有的官吏建议统一回收，然后卖给农民耕种。而当时有的庶民一贫如洗，哪有钱购买这些土地呢？康熙作了一个令大部分清政府官吏张目结舌的决策，他下诏将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号称“更名田”。康熙在实施“更名田”的同时，大胆奖励官员、农民垦荒官……他针对当时一方面国库粮食不充足；另一方面地方出现抛耕、荒耕的现实状况，在康熙十年，对新垦荒地免税的年限，由过去的三年放宽到四年，又宽到六年，最后宽到了十年；此外，康熙皇帝针对贫困农民在垦荒和兴修水利无资金、无耕牛的问题，他下令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资助。他说：“流移者给以官庄（官田），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公款），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并下令调荒地垦熟后，原主不许复认，以鼓励垦荒者的积极性。
——曲路浚《从前清政府的棱镜中折射当代财政之伤》
材料：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五条：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十三条：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五条：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由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
——引自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
材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东晋已有三百多年。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寺院大量兴起，佛教团体日益壮大，对寺院管理便成了问题。此时佛教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南朝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他所到之地最多、最远，也真正到了印度。在法显之后，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
《法显传》时印度的影响重大。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借助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法显传》便是其中最古的和最全的著作之一。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