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摘编自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192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的演说《中国内乱之原因》中说：“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始终把武装斗争视为达到国家统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为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一生都在不断与各派势力作斗争。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孙中山从未放弃过和平统一的努力。——摘编自王建《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材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了以下探索。薛暮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支配的，国家计划用来调节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意义的经济活动，价值规律起辅助作用。他认为，过分强调计划并达到否定经济核算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只要是社会化生产，价值规律就仍起作用，运用它为人民造福是必要的。孙冶方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在没有自由市场或自由市场受约束的条件下变得不灵敏了，但它存在着，我们更应重视它，并通过计算来发现、掌握它。王亚南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性，基本上无需随市场供需变动，因此不致受价值规律自发运动的支配。薛暮桥认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范围过分扩大，可能对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国家在调节生产和流通时，必须掌握正确的价格政策。国家既不应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任意违反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应滥用价值规律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史的相关知识，围绕“计划与市场理论探索”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秦汉以来缘（连）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曹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做、赎、罚金、杂抵罪七种。《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
——摘编自李超《中国法制史习题集》
材料：早在辛亥革命时张之洞即被“妖魔化”了，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上，张之洞是一概的汉奸、封建卫道士形象。
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变法方式的缓行和激进之分最终使二者分道扬镳。张之洞的《劝学篇》集中体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政治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也就是说，这一取向的重心是在“中学为体”。但如果细心考虑当时的变革需要和张之洞的思想背景，就会明白这一理念的提出其实是在强调“变革”的一面，而非固守的一面。人们往往只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不愿意去看紧跟在它后面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一句，如是，不是对《劝学篇》的内容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可以看到张之洞对西方的感知程度还是相当深刻的。
----摘编自李刚《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