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末作奇巧（指商业、手工业）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仲《管子·治国》
材料二：（至元）二十一年（1285）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
——《元史·食货志》
材料三：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明）谢杰《虔台倭纂》
材料一：北京欢迎尼克松来访既有实际原因，也有心理原因。虽然中国人以前谴责尼克松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有用的历史能力。中国人正是要同这个人讨论联合国席位、美国的承认、台湾问题的解决、日本潜在的重新武装、购买美国飞机和科学仪器等事项，最重要的是要同他讨论改善国际地位，以遏制苏联可能的进攻。无可置疑，这次访问还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美国最显著的收获是中美贸易的增长，这帮助缓解了美国的逆差问题。中国渴望得到美国科技和农产品的愿望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下表显示了中美和解带来的中美贸易的趋向：
年份 | 美国对华出口（百万美元） | 中国对美国出口（百万美元） |
1972年 | 60 | 32 |
1975年 | 304 | 156 |
1980年 | 3，755 | 1，059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三：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材料四：20世纪70 年代初正是中美关系缓和给朝鲜半岛带来一股强劲的缓和潮流，双方对南北关系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经过双方高级官员秘密互访，双方于1972年7月4日发表联合声明，就实现国家统一的三原则：自主统一、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达成协议， 这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转变，表明双方都开始承认对方是一个客观存在， 是对话对手， 这为双方的对话交流奠定了法律基础。
——菅广峰《20 世纪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材料一：霍尔巴赫等法国无神论者剑走偏锋的宗教批判以及卢梭对理性独断论的质疑，一旦传播到社会落后、思想保守的德国，立即就引起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如果说启蒙运动在17世纪的英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试图在上帝的羽翼下发展理性的审慎主张（自然神论），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用理性来颠覆信仰的激进姿态（无神论），那么它在稍晚的德国思想界则表现为一种努力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稳健立场。……（马丁·路德所开创的）新教传统培育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宗教虔诚。因此，当18，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面对着风靡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潮时，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力图在英、法所代表的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的宗教虔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二：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人的经验和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去代替神启的智慧，进而摧毁神学的权威性。这一启蒙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显然被夸张了，一切事物的准则必须建立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不能被知识检讨的统统被当作妄言，那么，人的智慧呢？但是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就存在不能被知识化的智慧，这部分精神资源基本上从启蒙时代以来越来越边缘化了……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大规模技术发现，配合“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成为现代化的典范，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材料一：（青苗法）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然其果可行与否，犹未敢断言也。……现今之经济社会，惟有听其供求相调剂，而自至于平。所谓自由竞争者，实其不可动之原则也。……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依照当时情况，王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国内新政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开疆用武。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王安石没有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从想当然出发，以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这就不但没有解决或缓和原有的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加剧了与农民的对立和冲突。
——顾全芳《评王安石变法》
材料一：“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1905年）
“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1904年）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24年）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并不是不列颠人民统治印度，而是近代文明利用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差不多每一件被成为文明的胜利的发明在统治着印度……印度只有忘却它在以往五十年左右所学到的东西，才能得救。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以及这一类的东西都必须取消。
——南布迪里巴德著（何新译）《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
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