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材料二：明朝后期开始，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和水利等近代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把儒学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陆续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译书机构。90年代中期，梁启超收集部分已译西书目录，按西学、西政等编成《西学书目录》，并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材料：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提取材料信息，评述宋人对“好孩子”形象的塑造。
材料：王鸿一（1874—1930），山东菏泽人，成子众望的教育名宿和社会活动家。王鸿一认为，学校制度弊端颇多，“出一分劳力，得一分报酬，得一次毕业，增一分资格……教以利，学以利，而利乃沁人心脾，人格之感化，既不可能，智能之授受，亦难有效”；由于“整齐划一之教程”，“则消灭个性，埋没天才”；“今日学校之所尚者科学耳，知识耳，而人格之陶冶，体格之养育，皆在有名无实之列”；“然而科学之研究，贵创造，贵发明，贵试验，贵实用，非仅记诵见闻之学也”，“而高等教育，学费亦钜……虽属中产之家，诚亦力有不给，况贫民乎？”至1908年，在王鸿一直接参与和推动下，菏泽城乡建有各类学校百余所，仅用几年时间就使基础教育初具规模，走在全省乃至全国教育革新的前列。他培养出的学生如张含英、何思源、于天仁、何兹全、萧之楚、徐鹏翥等都成为时代的精英。
——摘编自察应坤《王鸿一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材料一：从如图可以看出，汉代粮食亩产已达到一定水平。明和清前期，随着稻田复种指数增加，玉米、甘薯种植推广，亩产又有一定的提高。但从汉代到清中叶的两千年中，粮食亩产只增长了39%。
——摘编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材料二：在中国，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虽然脆弱，但被破坏后极易复活和再生，又非常顽强。小农经济这种顽强的再生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水平位移——横向发展。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但是，“农为国本”，这话的反面，农业受到特别“照顾”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得靠它滋养支撑。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更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变得非常僵硬，难以变革。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