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郭嵩焘（1818—1891年），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20世纪70年代筹议兴办洋务方略，认为单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末技”，不能富国强兵，只有由器而学政教才是出路。1876年，赴英国任公使，周咨详访，博览群书，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与“孔夫子”“孟夫子”相提并论；推崇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考究西方民主政体，研究英国议会政治，认为英国的两党议会政治，高过了中国的三代之政，英国国政“公之于民”，与秦以来的中国国政正好相反，此英国立国之本也；秦汉以来中国有教化，称周边为“夷狄”，现在西洋称自己为文明的，称中国为半文明的“夷狄”。1877年，上奏清廷建议设领事馆以护民，翌年清廷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郭嵩焘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私赞西洋政教修明，认为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书呈总理衙门，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1879年他黯然回国。
——摘编自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材料：丘逢甲先生（1864~1912年），是近代台湾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甲午中日战争初起，他即预感到台湾的危难，于是登高而呼，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倾家财以为兵饷”，投笔从戎，创办义军，以备战守。马关割台的噩耗传来，丘逢甲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刺血三上书”，率领台湾绅民向清廷愤怒抗争，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予日本。当一切努力均告无效，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丘逢甲又“义不臣倭”，力倡建立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奋起自主保台，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领土的主权，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事败后，丘逄甲满怀悲愤，饮恨内渡祖国大陆，定居广东。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内渡十七年，始终以“强祖国、复土雪耻”为职志，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不辞辛劳，长期奔波于潮、嘉、穗等地，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持创办过多所学校，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建树颇丰。晚年，更由赞助维新改良进而同情、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增订本）》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对边疆事务的关注首重于藏、蒙、新边事，处理散布于西南、西北地区的残留土司，基本因循逊清成例，游移于土司存废之间。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近代中国，面对边疆危机的外在冲击，边疆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统一整合的成败。土司问题的解决，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体转型后，追求政体统一、民族平等和“还政于民”，民国时期的在西南边疆废土归流以整合边疆为目的。将废除土司同革除封建残余、追求社会平等、融合民族关系、树立土民国家观等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废土归流，意在消除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多元政治共存的局面，将边地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中。然而，现实的政治困境却令中央与地方政府就土司问题的解决各持已见，国民政府有意淡化民族意识，强调政治统一，而土司则重在对边疆各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突出。中国作为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的阵痛，而民国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过分强调，终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性。
——摘编自李沛容《国家转型下的边疆整合困境》
材料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