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方志与古代小说在文献地位、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方志作为古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是以“正史之补”的形态而存在的。古代小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同样也以“补史”形态而得以存续，明人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中写道：“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这反映了作为文献形态的古代小说的实际地位。方志与古代小说的编撰初衷，在价值功能上往往都以教化为先，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有云：“凡旧志所载，多有怪诞不经、幽眇难明、惑世诬民者，悉去之不录。为名教虑也。”
明清时期，方志迅速发展。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较之以前更为繁富，但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尚待加强。系统整理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对扩大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空间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研究价值大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扩充古代小说文献存量，丰富古代小说研究对象。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境界，这与《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密切相关。就当下古代小说研究而言，既有小说文献固然值得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发现新的小说史料也非常重要。而明清方志就是一个早已存在却亟待深挖的可贵矿藏。在明清方志的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有不少属于小说类的文献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佳作，值得辑录。
第二，有助于考证小说家生平，填补对小说家生平认识的空白。古代小说在文体序列中备受轻视，因而小说作者往往无意署名，这使得大量小说作品难见真正著者，即使有些小说能明确作者，但其生平情况往往也模糊不清，这给小说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而倘若将视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例如，明末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学界一直以来对其生年、字号、交游等情况的认识有不少错误，有学者在梳理《南浔镇志》《震泽县志》《乌程县志》和《湖州府志》等诸多方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考辨，得出了“陈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号雁宕或雁荡，平生交结对象主要为惊隐诗社成员”等结论，修正了既有的不当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摘编自杨志平《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
材料二：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和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方文献。方志的内容涉及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是研究该地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方志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查找地方文献的工具书性质。
相比于诗文研究，学界在小说研究中对方志的价值认识尚显不足，对方志的运用尚不充分。其实，方志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方志中，有不少近似于“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的文艺作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小说一类。辛谷在《“方志小说”探源》中将之称为“方志小说”。虽然辛先生将方志中的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命名为“方志小说”有待商榷，但在历代方志中存在大量异闻逸事资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往往虚构故事，叙写传说中的奇人奇事，类似于古代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将这些异闻逸事归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之列，定位是准确的。但这种小说与当代文学评论界所称的“方志小说”不同。近年来，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野莽的《庸国》、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以某个真实存在或虚构的地域为叙写对象，借鉴志书结构和叙述方式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当代小说评论界将这些在创作中借鉴了志书编纂理念和手法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这比辛谷先生将方志中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显得更为科学。因此，为了避免与当代“方志小说”概念混淆，我们将方志中的一些记载当地异闻逸事的资料称之为“方志中的小说”。
“方志中的小说”一般都是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有的是神话故事，如广东《海丰县志》中的《盘瓤》、《新安县志》中的《休咎禅师》、《龙门县志》中的《道士斗妖》、广西《续修兴业县志》中的《洞庭湖神》、湖南《衡山志》中的《南岳夫人》等；有的是民间传说故事，如《肇庆府志》中的《勿学你翁》、《海澄县志》中的《柔娘》、《高要县志》中的《巧对》、《海阳县志》中的《制敌妙法》、江苏《震泽县志》中的《笠泽古柏》等。这些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按照中国古代小说观念，都可归入小说之列。其实，在中国各地的方志中，一般都会有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方志中保存的小说是相当丰富的，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方志中的小说”的收集与整理。
（摘编自伍光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方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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